2007年5月9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3分。
走过黑夜长路，在一间网吧坐定，点燃烟盒里的第一支烟，沉默良久。我决意通宵为忏悔而疾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
这里是重庆市永川区，中国西南部之西部。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今夜的此时此刻，我，杨银波，深感灵魂的罪恶与底线的丧失，我有罪！在这之前的时间——准备地说，自5月3日9时至5月8日23时——，约计六天，我已犯下罪行，无可饶恕的源于内心压迫的罪。我不能饶恕我自己。坦白说，这种不可原谅，几乎使我在决定来通宵疾笔之前的两个小时如同监禁，诸念俱灰，遭受谴责的声音与形象被我无限放大。在整个房间里，我把自己这个人看个彻底的透彻。我必须清醒到极限，即使这之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可能更非我一人之思所能构想。
这一切，如今看来，已不仅仅因为我向我的诸多朋友同时借钱，而是已经上升至我的整个人生之抉择，都将我带至难以想象的否定之中。是的，我焦急非常——挣扎于底层的我，总是如此焦急。我为众朋友倍增负担，我为资源严重紧缺的全世界最正直勇敢的华人带来了沉重与伤感，甚至于厌烦、唾弃与鄙视。我一直在乞讨着，2003年如此，2005年如此，2007年亦如此。从我不可想象的如今的态势来评价，其严重性质，已几近自我毁灭。我已感受到，数年努力，一朝即毁。失败与卑微，自惭形秽与无地自容，比所有最显自弃与哀嚎的摇滚乐更为真实。
现在，我要回头想想，我这24年的青春，究竟是什么样的轨迹让我滑至此步——堪称堕落的此步。我必须承认，我有恶的一面，有伪的一面，以及懦弱、无知、盲目与投机……。混杂无数，必不澄清。在底层，在一个又一个非常具体、非常逼真的底层，很多双眼睛，很多种眼泪，一直都在我的面前，还有血与汗，还有痛与死，还有许多许多。就在我写这篇忏悔书的前四个小时，一个来自贵州的急救电话又向我打来，一位名叫贾长江的民工——本村熟识的村民，在厦门发生严重工伤。此类事件，多如牛毛，我无法抑制出于本能的呐喊与解决。
类似于我，中国有很多人保持着如此的本能；类似于我，曾有许多人对其寄予厚望；类似于我，总以近乎疯狂的行事态度，接近于将自己逼疯。我绝望过，而且次数不止一次。我见不得死人，见不得被欺压，因此我反抗，不计后果。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许多过来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将这一阶段保留至今。但是，当一个人将所谓的"英雄"演绎到此种地步的时候，其幕后却充满了辛酸、痛苦、折磨，那是不可承受却非承受不可的代价。尤其在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感交集，就象癌症，肺癌、肝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宫颈癌……，一烂到底，从外到内，由粗而细，自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自一种极限到另一种极限。过于敏感与固执的我，浸染其中，医患同病。
四年了，老天，我出道四年了。四年以来，我究竟为这个国家做过什么？此案、彼案，此事、彼事，此文、彼文，如此而已。我已记录下四年的每一天，倘若一概编排，仿佛一段光辉史。但是，如今我要否定它，否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最清楚，我太渺小，我简直太渺小了。我依然在浪费着许多时间，依然放弃过，胆怯过，在我可以回忆的勇敢之奋斗中，我依然有着顾虑与彷徨，只能说"挺了过来"、"活了过来"，如此而已。至今，我不认为我的起点就在昨天，恰恰相反，我的起点只是一个零（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负数，因为我亏欠着许多人，包括亏欠我自己以及家人。
我当然没有想到我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身败名裂。就算别人不承认，我也认为现在的我至少是个有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年前的某一天，我给自己留下半天的时间来整理我自己，想到应以40年后的某一天来回顾今日的青年杨银波，以岁月的长河来冲击覆盖此时的狂乱流 沙，多一点厚重与踏实。但是今天，我决意更坚决地正视我的罪恶。我这不屈服的人，或许比前生更为倔强，曾经试图"解释"或者"澄清"，让很多人对我保持信心与信任，然而我自己就给自己铺下了死路。这条路将会延续多久？我不清楚。在这一刻，我不会隐瞒我的真实想法，我想大声说的是：我恨我自己，简直痛心疾首！
可事实是，不敢面对自己却又必须去面对，不敢面对朋友也必须去面对。倘若这些朋友聚集为一体，就象一列长队，那么在他们痛心疾首的面孔之前，我的姿势便绝不能站着，而是跪下！这一刻，且不说朋友——那一个又一个绝对一流的人——看不起我，就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每当夜深人静，每当鸦雀无声，每当眼睛钻不进一个字，每当烟味呛了喉咙，我这样的一个所谓"敢言青年"、"维权作家"，唯一能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哭泣，深深地哭泣，恰似一个找不到方向的弃儿。四年了，人们没有抛弃我，而我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抛弃着我自己，强烈的孤独感、失落感比惯有的忧郁和愤怒更为猛烈地袭击着我。然而，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种觉悟教导着我，说"生命本无意义，但有些努力会让生命有意义"的时候，我就成了"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
我有一双勤奋的手，我有一张激烈的嘴，我有一颗不愿投降的头颅，我还有一颗就算冰海全然淹没也能继续燃烧的火热的心。但是，我也有背叛我自己的时候。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曾经有两批人寻求我的帮助，涉及历史重大问题，并关系其当下众人生存，其中一些老人已经离世，我却因恐惧而放弃，我有罪；曾经有一名未获合法赔偿的工伤女工求助于我，我却因时间紧凑，也放弃了，我有罪；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只能吃一个素菜乃至一份泡菜，父母皆病，我有罪……。就在昨天傍晚，一个没有八元钱车费回家的学生模样的女孩跪在街头，我除了询问一下之外，竟未帮忙——这在以往绝不可能发生——，我有罪。凡此种种，我之罪都在于不故意的或故意的冷漠与麻木。我感到此种巨变，尤显我的精神分裂。
我曾穷困，却不曾潦倒。苦难意识扎根于我的心灵，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4年。自调查起家，到现在所接触的林林总总，这种意识在灵魂深处依然未能泯灭。但是，我忽略了整个历程的负面影响。好比说，研究犯罪的人同时也可能成为犯罪高手，崇尚智慧的人却携带着令人憎恨的小聪明，备受关照的人总让他人寒心，因为反过来这样的人也能利用他人，虽然这些利用总是有那么明显的破绽，幼稚得就象在法庭上说"杀人无罪"之类的嫌疑人。我的灵魂深处，就参杂着如此的杂质。四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对于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少年而言，这段路铺得很快，但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奔跑着，本身就不健全的准备，且不说遭遇的危险与坎坷，就是自己也能戕害自己。
人最危险的敌人是自己，杨银波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杨银波。现在想来，我确实昏了头，淡泊不了偏执，急躁、浮躁，凡是跟"躁"有关的词语都可以形容我的弊病。我从一开始走的路，其实就是走向绝望，而后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乃至创造希望。然而，当我自己也绝望透顶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价值几何几何。我想爬起来，在原来摔倒的地方爬起来，比如说，从头再来，乞求上苍再给我一个机会，乞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自己重新看得起自己并重新振作自己。我在广东奋斗过，然后我选择了回乡，是的，在这里我有成就，是农民与民工激励了我的热血斗志。我深信，倘若继续努力下去，我必定可以走得更远，做得更绝，并且不断调整自己，奉献于社会而非寻求社会之奉献。换句说，我可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真正的栋梁之材。但是，我所知道的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数千倍，在许多人与事上，我曾疲惫至极。
现在看来，我的做法十分极端。我有微薄的稿酬，微薄的稿酬却总是捐给贫困者。事实上，仅解一时之急而已，而意义也仅限于公益 ，也许其价值只是比政府行为更为诚恳和近距离，如此而已。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总也如此。我发现，我已陷入一个永远也不能自拔的泥潭。这个泥潭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有稿酬就捐，捐完了又借（"借"，往往成了"捐"），借了又等稿酬，稿酬有了又捐，捐完了又借，借了又等稿酬……。那些我永远也无法以钱来解决问题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只要我把眼睛睁开，随处走走，总能发现。一发现就动心，一动心就相助，自己到最后反而成了乞丐。有人骂过，有人劝过，有人把最愤怒的语言藏在内心，那是爱护、维护着我这呆滞的颜面。然而，一筹莫展的局面，总让循环继续循环着。头脑中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活着还是死去"，而是另外两个："我怎么混成这样"，"我该怎么办"。
终于，量变成质变，我一败涂地，导火索降临于2007年5月3日——"梁如友尿毒症•借钱事件"。我承诺，我是必须还钱的，总计15000元人民币，挽救一个普通民工的48岁生命。然而，最开始所估计到的后果远逊于实际后果，我甚至不敢查阅关于此事件的任何舆论，维护的，抵制的，全不敢看。每一个字都象一颗子弹，直穿眼睛。这是漫长的六天，我在近乎沉默与昏迷的精神状态中度过，等待着救命的钱，也等待着良心的审判，更等待着四年努力毁于一旦的残酷结局，我能想到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所有被伤透了心的人以及媒体皆相抵制，而后，我离开，永远地离开，从此销声匿迹，在遗憾与悔恨中度过余生，或曰苟活。生命在这一刻变得那么急促，转个方向，完全就是另一种人生。没有什么能够麻醉自己，只能自己站出来，必须站出来，向众人深深道歉。
时间回到2006年12月。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走向乡村医疗站，退伍军医梁勇杰右手一指，我看见四舅梁如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2006年10月他回乡之时，似乎并没有严重到此种地步。此前，四舅曾在镇上的中心医院（朱家湾医院）化验，也曾到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化验，化验结果显示：肾功能衰竭，伴随高度贫血，高血压，乙肝等。还有旧疾，如耳聋、工伤，如此之类。残酷的事实就在眼前。这个孤寡之人，可以说是彻底的身无分文，在乡村医疗站治了一段时间，全是赊帐，共计700元，全然无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同为乡村医生的罗琼（梁勇杰之妻）告诉我："再复查，很有可能是尿毒症。如果是，那么基本上就没救了。"接下来，便是临近春节。那时的四舅已经瘫彻底地倒在床，全身发黑发肿，身体颤抖、冰冷，不能说话，吃饭哽咽、呕吐，其状极其凄惨。
时间来到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一个原本属于"办后事"的家族会议，由于我的参加，成了捐助会。支持此动议的人，是四舅的五弟梁如德和七妹梁如芝，他们两兄妹都是基督教徒。会议之后是祷告，还有唱诗。作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本人，当晚十分感动。四舅这一辈的弟弟妹妹，以及我与表弟梁荣贵（少年建筑民工）这一辈，拿出钱来救治四舅。所谓"救治"，不过是复查而已。我当时预算，全体彻底复查，所剩必然无几。复查地点在重庆万盛医院，当时寄居在以收垃圾维生的七姨梁如芝家。那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生活环境，脏、乱、臭。复查之后，问题变得相当严重，尿毒症确认无疑。然而，透析、换肾已无成本支付。
这种状况，对于当时的四舅来说，已经在逼着他立即死去。他的整个状态，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死人"，这种状态维持了两个月左右。我曾调查过许多重症患者，包括许多癌症患者，但是尿毒症患者我是第一次亲自遇到。恶心，呕吐，疲劳，尿频，浮肿（尤其是眼睛周围和手足踝），贫血，冰冷，血尿，泡沫尿，高血压，腹泻，口渴……，我亲眼目睹四舅身上这些百分之百符合尿毒症的症状。可以说，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慢性肾功能衰竭问题，而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消化道、心、肺、神经、肌肉、皮肤、血液等。尿毒、尿毒，又何止尿毒？简直是全身中毒！
这个人没治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隐瞒这种看法，包括我自己。但我相信奇迹。我上网查询过，结论居然是尿毒症有治。我打电话咨询过许多医院，包括陕西中医肾病研治中心、山东东阿华泰肾病医院、河南协和医院肾病诊疗中心、郑州郑台中医院肾病科、石家庄现代中医血液肾病医院、石家庄燕赵血液病肾病研究院、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尿毒症康复荣华分院、北京恒安中医院，等等等等。我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尿毒症并非绝对的死症。在那段时间里，我阅读得最多的书籍，就是我自己创建的"杨氏小型图书馆"里珍藏的三本书，分别是：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张学军着作《我是如何战胜肾病、尿毒症的——肾病、尿毒症病人康复与养生指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李荣山着作《尿毒症的现代诊断与治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郭兆安着作《肾炎尿毒症防治500问》。所有的这些咨询与阅读，都使我奠定了一个信念：尿毒症有治。
我如此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中西医有别。如果以西医手法来治，要么透析，要么肾移植。血液透析就会有依赖感，必须长期透析；肾脏移植必须终生服药。说得更直接些，西医无法让尿毒症康复。但是中医手法则不然，虽然治疗时间长，但它认为由尿毒症所造成的肾脏损坏可以逆转。我记得福建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同时也是民主人士）就曾给我来信说过："国人对民主的不了解，犹如对中医的不了解，完全就是白痴！"我相信中医可以创造奇迹。我为我的这一判断付诸行动，考虑得很清楚，我要承受两个代价：一是医疗费，二是可能影响四舅生命。后者是基于治疗尿毒症的中医手法本身的唯一担忧：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有明显改善，就会影响生命。这个"短期"，现在已经过了，等于说，中医在四舅身上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
最初寻找中医，找过很多家，也找过一些人，但是费用仔细算来，都实在太沉重，结果统统放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陈邙子（邙，按本地音，念mang，一声）。这是一个开着商店、做着庄稼，也为别人送煤粑和肥料的普通农民，从法律上讲，他没有行医资格。然而，这个人却是我和父亲的恩人——我心目中的"民间神医"。1999年，我16岁，在全校体检中，经查患有慢性乙肝"大三阳"，花了近3000元医治，结果仍然呈阳性。拖到2000年春节，在家乡，陈邙子给我医了不到一个月，很简单，就是吃药打针，一天三针，总共花了不到300元，成功了，全部转阴。我现在还记得，后半段治疗期间的粪便全是黑色。我的八年历史的乙肝，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结果就全部转阴，这种钦佩感与谢意，使我对他的医术从不怀疑。我父亲当年是急性黄胆肝炎，情况并不严重，但他也没想到陈邙子只给他拿了一副几块钱的中药，居然彻底好转，更神。
把四舅交给陈邙子医治，纯粹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但我却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陈邙子的第一次诊断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表情轻松得就象对待感冒发烧。他的结论惊人："在我看来，这种病，一步一步来，百分之百有救，怎么可能死人呢？"我直接跟他说："这可是尿毒症！"他完全没感觉。接下来，就是频繁的拿药、打针，拿药、打针，拿药、打针……。四舅不能下床，陈邙子就自己动身走路过来医。我家中没有多少钱，每一笔都亏欠着。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拿陈邙子开单的药。那段时间，我向家附近的朋友借钱的次数比较多，最多的是1700元，最少的是110元。奇迹就这样一天天地产生，四舅可以下床，可以煮饭。在家中，我们分开饭菜，他的碗、筷由他自己专用，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尽量避免传染。这种日复一日的努力，而且是与耸人听闻的绝症之间的斗争努力，我是第一次全程参与。
我痛苦过，无数次痛苦过。今天我就不谈这种痛苦了，因为我已经谈过，不想再重复——虽然那种痛苦乃是所能形容的数倍之多。我在极度无助与忍耐、忍耐、再忍耐之中度过了不短的时日——起码一个月——，时间终于滑向2007年5月3日 。那是一个愁云密布的清晨，五一假期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写了第一封信，并以同一封信发向了我想求助的朋友们，而且，主要是海外的朋友。我的愚蠢在这一刻深深地留下了痕迹，相同内容的一封看似私信的信，却发向了不下50人的电子信箱中，本意是减少单个的或曰平均的承受压力。仅此一项，必然伤害到太多的人。其一，这是我的又一次向朋友们求助——是"又一次"；其二，有敛财之嫌，我在信中注明15000元人民币的所须总额，然而这显然已是求助于数人，倘若超出15000元，我该怎么做？我会怎么做？这个疑问非常重要；其三，我担心朋友们不会帮助我，于是又分别发去第二封信，旧法重演，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挑衅！
事态还在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着。比如说，朋友来信希望扩大传播，征集更多力量，解决医疗资金问题，征求我关于公开信件的意见，我为凑齐款项考虑，同意了。于是，两封信件成为募捐公函。在慰问关切之外，各方指责、批评、劝戒也随之袭来，我陷入了恐慌。恐的是我已彻底丧失信誉，自我形象及其它一切遭到怀疑、否定与批判；慌的是，我不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我曾在这几天自欺着，希望什么都没发生过，希望5月3日重新来过，让我做第二种选择乃至第三种选择，但我唯一不能放弃的选择就是必须继续救四舅，直到他恢复健康，重获新生。
我能听到的"激烈反响"与此时我自己对自己的憎恨一样，如同天打雷劈。这一次，因为15000元求助的救命钱，我把自己出卖了，出卖得那么低贱、卑鄙和愚蠢。四年的努力，到最后成了泡影，人格、品性、良心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海内外，并消失于我自身的24岁青春。我曾想，倘若我过去少捐些，又更节约些，也许能凑出一些钱来，而不必以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利用并伤害这些第一流的朋友。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才警醒到我身上的劣根——我这个不择手段到此种地步的丢人现眼的无耻勾当的耻辱者。今天这一切，完全由我一人造成。四年河东，四年河西。我之罪，对比我之四年，我再次、再次、再次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我厌烦我自己，我唾弃我自己，我鄙视我自己。
这个罪人，现在要全数公开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我，杨银波，2007年5月3日至5月9日，究竟收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准备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取过两次款，取款时间都是5月8日上午，是将款项累积起来取的。一次是取四笔西联汇款，具体发汇地和金额是：美国，270美元；美国，200美元；加拿大，200加元；加拿大，100加元。取款时的美元汇率是7.6797，加元兑美元汇率是0.8938。四笔外币，等值于人民币5668.69元。一次是取一笔工商银行汇款，具体发汇地和金额是：辽宁，200元人民币。两次取款，共计人民币5868.69元。此外，从我自己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显示，有意汇款而未收到汇款的朋友另有四位，将汇金额总共是550美元与600元人民币，等值于人民币4823.84元。倘若汇款成功，加上已取汇款5868.69元，将总计人民币10692元，距离15000元尚差4308元。
第二个问题。已取到的5868.69元，一分未动，现在就在我身上。
第三个问题。我还是要救四舅，用已有的钱。这个钱是我借的，我要还。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能凑齐15000元，四舅这条命是一定会留下的。我绝对相信，毫不怀疑。如果，我还是说"如果"，如果我得到的款项超出15000元，我将把超出部分马上退给帮助我的朋友，马上。如果，我仍然说的是"如果"，如果所有的外界帮助到此为止，甚至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哪怕我不会再向任何人借钱，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想办法。碟已经卖了许多，旧币也换了些，我想，就算最后什么也不剩了，人始终还是活着的。母亲说："人在，钱就在。"只要我活着，不丧失人身自由，我想另一些奇迹同样会发生。
当然，我没有任何资格请求被我伤害的人——被我曾经心存侥幸地耍小聪明的手段伤害的人——原谅我。我能做的，就是道谦、忏悔 ，向所有痛心疾首的心灵下跪！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已经靡烂，被高度紧张的医疗压力所折磨，心灵扭曲，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前程。我向所有知悉此事的人致歉，向所有更苦难的人、更亟须帮助的人致歉！我有罪，杨银波有罪，这是个罪人，灵魂之罪人。请铭记。
我不敢想象会有任何一个人在此种情况下依然信任我并给予我鼓励，不敢想象我的那些曾经为之而激动、兴奋、感动的读者哪怕再读我的任何一个字，不敢想象在令我骄傲与自豪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中我如何自处与相处，不敢想象这双曾经写下过《杨银波遗书》与《中国人权报告》等数百万字的手如何再次敲击时代的强声，不敢想象记者采访时我如何笑谈风声、拍案而起。太多的"不敢想象"包围着，我为这种巨大的"不敢想象"而消沉。许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以不同的语言——大多是带有惊叹情绪的——来形容我的少年老成，而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是如此幼稚。我需要在摔打中成长，需要更多的并非仅仅是事务技术本身的历炼。我以为，我能做到，但此种自信用到此处已经不合时宜。
我立志当作家是15岁的事情，那时的我有着比现在更为简单却更为浪漫的梦。回顾这并不太长的人生，就象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微笑，也象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嘲笑。我发誓，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我爱到想哭却哭不出来，我爱到想笑却在笑中带着悲愤。我知道，我并非入流的人，我不存在"圈子"等概念，我的所有境况不管是被我高估还是被我低估，我都不能想象到最真实的程度。当人们以种种眼光审视着我，我不变的回应都应当是感激，我应感激过去、现在、将来的所有人，包括此时此刻就对我构成一定压力的官方人物，我同样感激他们。
我之忏悔，仍然肤浅之极，巨大的感伤洪流贯穿我的身体，将我冲击至激流及旋涡。世事着沸的揉打，将会让一个人产生多少与多大的精神撞击？这样的问题，只有经历过的人与敢去经历的人才能体会。但是，青年是不会倒下的，因为他们还有时间，还有未结束的青春。一些人带着最具宽容的深刻，希望我能重新站立起来，我反问：我可以吗？站起来之后，继续走？怎么走？到哪里去？……。不过，有一件事我是必定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的：我将偿还，偿还所有的亏欠，为了救赎我自己，为了救赎我的灵魂……
2007年5月9日，北京时间清晨8点25分。
起身，离开网吧。走过薄雾街头，抽出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落寞萧瑟。我决意从头回顾我之忏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并抛向我不可想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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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论坛》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走过黑夜长路，在一间网吧坐定，点燃烟盒里的第一支烟，沉默良久。我决意通宵为忏悔而疾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
这里是重庆市永川区，中国西南部之西部。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今夜的此时此刻，我，杨银波，深感灵魂的罪恶与底线的丧失，我有罪！在这之前的时间——准备地说，自5月3日9时至5月8日23时——，约计六天，我已犯下罪行，无可饶恕的源于内心压迫的罪。我不能饶恕我自己。坦白说，这种不可原谅，几乎使我在决定来通宵疾笔之前的两个小时如同监禁，诸念俱灰，遭受谴责的声音与形象被我无限放大。在整个房间里，我把自己这个人看个彻底的透彻。我必须清醒到极限，即使这之后即将发生的一切，可能更非我一人之思所能构想。
这一切，如今看来，已不仅仅因为我向我的诸多朋友同时借钱，而是已经上升至我的整个人生之抉择，都将我带至难以想象的否定之中。是的，我焦急非常——挣扎于底层的我，总是如此焦急。我为众朋友倍增负担，我为资源严重紧缺的全世界最正直勇敢的华人带来了沉重与伤感，甚至于厌烦、唾弃与鄙视。我一直在乞讨着，2003年如此，2005年如此，2007年亦如此。从我不可想象的如今的态势来评价，其严重性质，已几近自我毁灭。我已感受到，数年努力，一朝即毁。失败与卑微，自惭形秽与无地自容，比所有最显自弃与哀嚎的摇滚乐更为真实。
现在，我要回头想想，我这24年的青春，究竟是什么样的轨迹让我滑至此步——堪称堕落的此步。我必须承认，我有恶的一面，有伪的一面，以及懦弱、无知、盲目与投机……。混杂无数，必不澄清。在底层，在一个又一个非常具体、非常逼真的底层，很多双眼睛，很多种眼泪，一直都在我的面前，还有血与汗，还有痛与死，还有许多许多。就在我写这篇忏悔书的前四个小时，一个来自贵州的急救电话又向我打来，一位名叫贾长江的民工——本村熟识的村民，在厦门发生严重工伤。此类事件，多如牛毛，我无法抑制出于本能的呐喊与解决。
类似于我，中国有很多人保持着如此的本能；类似于我，曾有许多人对其寄予厚望；类似于我，总以近乎疯狂的行事态度，接近于将自己逼疯。我绝望过，而且次数不止一次。我见不得死人，见不得被欺压，因此我反抗，不计后果。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许多过来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将这一阶段保留至今。但是，当一个人将所谓的"英雄"演绎到此种地步的时候，其幕后却充满了辛酸、痛苦、折磨，那是不可承受却非承受不可的代价。尤其在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感交集，就象癌症，肺癌、肝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宫颈癌……，一烂到底，从外到内，由粗而细，自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自一种极限到另一种极限。过于敏感与固执的我，浸染其中，医患同病。
四年了，老天，我出道四年了。四年以来，我究竟为这个国家做过什么？此案、彼案，此事、彼事，此文、彼文，如此而已。我已记录下四年的每一天，倘若一概编排，仿佛一段光辉史。但是，如今我要否定它，否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最清楚，我太渺小，我简直太渺小了。我依然在浪费着许多时间，依然放弃过，胆怯过，在我可以回忆的勇敢之奋斗中，我依然有着顾虑与彷徨，只能说"挺了过来"、"活了过来"，如此而已。至今，我不认为我的起点就在昨天，恰恰相反，我的起点只是一个零（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负数，因为我亏欠着许多人，包括亏欠我自己以及家人。
我当然没有想到我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身败名裂。就算别人不承认，我也认为现在的我至少是个有些一蹶不振的人。一年前的某一天，我给自己留下半天的时间来整理我自己，想到应以40年后的某一天来回顾今日的青年杨银波，以岁月的长河来冲击覆盖此时的狂乱流 沙，多一点厚重与踏实。但是今天，我决意更坚决地正视我的罪恶。我这不屈服的人，或许比前生更为倔强，曾经试图"解释"或者"澄清"，让很多人对我保持信心与信任，然而我自己就给自己铺下了死路。这条路将会延续多久？我不清楚。在这一刻，我不会隐瞒我的真实想法，我想大声说的是：我恨我自己，简直痛心疾首！
可事实是，不敢面对自己却又必须去面对，不敢面对朋友也必须去面对。倘若这些朋友聚集为一体，就象一列长队，那么在他们痛心疾首的面孔之前，我的姿势便绝不能站着，而是跪下！这一刻，且不说朋友——那一个又一个绝对一流的人——看不起我，就连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每当夜深人静，每当鸦雀无声，每当眼睛钻不进一个字，每当烟味呛了喉咙，我这样的一个所谓"敢言青年"、"维权作家"，唯一能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哭泣，深深地哭泣，恰似一个找不到方向的弃儿。四年了，人们没有抛弃我，而我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抛弃着我自己，强烈的孤独感、失落感比惯有的忧郁和愤怒更为猛烈地袭击着我。然而，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种觉悟教导着我，说"生命本无意义，但有些努力会让生命有意义"的时候，我就成了"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
我有一双勤奋的手，我有一张激烈的嘴，我有一颗不愿投降的头颅，我还有一颗就算冰海全然淹没也能继续燃烧的火热的心。但是，我也有背叛我自己的时候。做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曾经有两批人寻求我的帮助，涉及历史重大问题，并关系其当下众人生存，其中一些老人已经离世，我却因恐惧而放弃，我有罪；曾经有一名未获合法赔偿的工伤女工求助于我，我却因时间紧凑，也放弃了，我有罪；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只能吃一个素菜乃至一份泡菜，父母皆病，我有罪……。就在昨天傍晚，一个没有八元钱车费回家的学生模样的女孩跪在街头，我除了询问一下之外，竟未帮忙——这在以往绝不可能发生——，我有罪。凡此种种，我之罪都在于不故意的或故意的冷漠与麻木。我感到此种巨变，尤显我的精神分裂。
我曾穷困，却不曾潦倒。苦难意识扎根于我的心灵，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4年。自调查起家，到现在所接触的林林总总，这种意识在灵魂深处依然未能泯灭。但是，我忽略了整个历程的负面影响。好比说，研究犯罪的人同时也可能成为犯罪高手，崇尚智慧的人却携带着令人憎恨的小聪明，备受关照的人总让他人寒心，因为反过来这样的人也能利用他人，虽然这些利用总是有那么明显的破绽，幼稚得就象在法庭上说"杀人无罪"之类的嫌疑人。我的灵魂深处，就参杂着如此的杂质。四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对于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少年而言，这段路铺得很快，但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奔跑着，本身就不健全的准备，且不说遭遇的危险与坎坷，就是自己也能戕害自己。
人最危险的敌人是自己，杨银波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杨银波。现在想来，我确实昏了头，淡泊不了偏执，急躁、浮躁，凡是跟"躁"有关的词语都可以形容我的弊病。我从一开始走的路，其实就是走向绝望，而后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乃至创造希望。然而，当我自己也绝望透顶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价值几何几何。我想爬起来，在原来摔倒的地方爬起来，比如说，从头再来，乞求上苍再给我一个机会，乞求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自己重新看得起自己并重新振作自己。我在广东奋斗过，然后我选择了回乡，是的，在这里我有成就，是农民与民工激励了我的热血斗志。我深信，倘若继续努力下去，我必定可以走得更远，做得更绝，并且不断调整自己，奉献于社会而非寻求社会之奉献。换句说，我可以成为令人信服的真正的栋梁之材。但是，我所知道的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数千倍，在许多人与事上，我曾疲惫至极。
现在看来，我的做法十分极端。我有微薄的稿酬，微薄的稿酬却总是捐给贫困者。事实上，仅解一时之急而已，而意义也仅限于公益 ，也许其价值只是比政府行为更为诚恳和近距离，如此而已。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总也如此。我发现，我已陷入一个永远也不能自拔的泥潭。这个泥潭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有稿酬就捐，捐完了又借（"借"，往往成了"捐"），借了又等稿酬，稿酬有了又捐，捐完了又借，借了又等稿酬……。那些我永远也无法以钱来解决问题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只要我把眼睛睁开，随处走走，总能发现。一发现就动心，一动心就相助，自己到最后反而成了乞丐。有人骂过，有人劝过，有人把最愤怒的语言藏在内心，那是爱护、维护着我这呆滞的颜面。然而，一筹莫展的局面，总让循环继续循环着。头脑中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不是"活着还是死去"，而是另外两个："我怎么混成这样"，"我该怎么办"。
终于，量变成质变，我一败涂地，导火索降临于2007年5月3日——"梁如友尿毒症•借钱事件"。我承诺，我是必须还钱的，总计15000元人民币，挽救一个普通民工的48岁生命。然而，最开始所估计到的后果远逊于实际后果，我甚至不敢查阅关于此事件的任何舆论，维护的，抵制的，全不敢看。每一个字都象一颗子弹，直穿眼睛。这是漫长的六天，我在近乎沉默与昏迷的精神状态中度过，等待着救命的钱，也等待着良心的审判，更等待着四年努力毁于一旦的残酷结局，我能想到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所有被伤透了心的人以及媒体皆相抵制，而后，我离开，永远地离开，从此销声匿迹，在遗憾与悔恨中度过余生，或曰苟活。生命在这一刻变得那么急促，转个方向，完全就是另一种人生。没有什么能够麻醉自己，只能自己站出来，必须站出来，向众人深深道歉。
时间回到2006年12月。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走向乡村医疗站，退伍军医梁勇杰右手一指，我看见四舅梁如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2006年10月他回乡之时，似乎并没有严重到此种地步。此前，四舅曾在镇上的中心医院（朱家湾医院）化验，也曾到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化验，化验结果显示：肾功能衰竭，伴随高度贫血，高血压，乙肝等。还有旧疾，如耳聋、工伤，如此之类。残酷的事实就在眼前。这个孤寡之人，可以说是彻底的身无分文，在乡村医疗站治了一段时间，全是赊帐，共计700元，全然无效。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同为乡村医生的罗琼（梁勇杰之妻）告诉我："再复查，很有可能是尿毒症。如果是，那么基本上就没救了。"接下来，便是临近春节。那时的四舅已经瘫彻底地倒在床，全身发黑发肿，身体颤抖、冰冷，不能说话，吃饭哽咽、呕吐，其状极其凄惨。
时间来到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一个原本属于"办后事"的家族会议，由于我的参加，成了捐助会。支持此动议的人，是四舅的五弟梁如德和七妹梁如芝，他们两兄妹都是基督教徒。会议之后是祷告，还有唱诗。作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本人，当晚十分感动。四舅这一辈的弟弟妹妹，以及我与表弟梁荣贵（少年建筑民工）这一辈，拿出钱来救治四舅。所谓"救治"，不过是复查而已。我当时预算，全体彻底复查，所剩必然无几。复查地点在重庆万盛医院，当时寄居在以收垃圾维生的七姨梁如芝家。那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生活环境，脏、乱、臭。复查之后，问题变得相当严重，尿毒症确认无疑。然而，透析、换肾已无成本支付。
这种状况，对于当时的四舅来说，已经在逼着他立即死去。他的整个状态，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死人"，这种状态维持了两个月左右。我曾调查过许多重症患者，包括许多癌症患者，但是尿毒症患者我是第一次亲自遇到。恶心，呕吐，疲劳，尿频，浮肿（尤其是眼睛周围和手足踝），贫血，冰冷，血尿，泡沫尿，高血压，腹泻，口渴……，我亲眼目睹四舅身上这些百分之百符合尿毒症的症状。可以说，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慢性肾功能衰竭问题，而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消化道、心、肺、神经、肌肉、皮肤、血液等。尿毒、尿毒，又何止尿毒？简直是全身中毒！
这个人没治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隐瞒这种看法，包括我自己。但我相信奇迹。我上网查询过，结论居然是尿毒症有治。我打电话咨询过许多医院，包括陕西中医肾病研治中心、山东东阿华泰肾病医院、河南协和医院肾病诊疗中心、郑州郑台中医院肾病科、石家庄现代中医血液肾病医院、石家庄燕赵血液病肾病研究院、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尿毒症康复荣华分院、北京恒安中医院，等等等等。我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尿毒症并非绝对的死症。在那段时间里，我阅读得最多的书籍，就是我自己创建的"杨氏小型图书馆"里珍藏的三本书，分别是：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张学军着作《我是如何战胜肾病、尿毒症的——肾病、尿毒症病人康复与养生指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李荣山着作《尿毒症的现代诊断与治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郭兆安着作《肾炎尿毒症防治500问》。所有的这些咨询与阅读，都使我奠定了一个信念：尿毒症有治。
我如此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中西医有别。如果以西医手法来治，要么透析，要么肾移植。血液透析就会有依赖感，必须长期透析；肾脏移植必须终生服药。说得更直接些，西医无法让尿毒症康复。但是中医手法则不然，虽然治疗时间长，但它认为由尿毒症所造成的肾脏损坏可以逆转。我记得福建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同时也是民主人士）就曾给我来信说过："国人对民主的不了解，犹如对中医的不了解，完全就是白痴！"我相信中医可以创造奇迹。我为我的这一判断付诸行动，考虑得很清楚，我要承受两个代价：一是医疗费，二是可能影响四舅生命。后者是基于治疗尿毒症的中医手法本身的唯一担忧：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有明显改善，就会影响生命。这个"短期"，现在已经过了，等于说，中医在四舅身上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奇迹。
最初寻找中医，找过很多家，也找过一些人，但是费用仔细算来，都实在太沉重，结果统统放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陈邙子（邙，按本地音，念mang，一声）。这是一个开着商店、做着庄稼，也为别人送煤粑和肥料的普通农民，从法律上讲，他没有行医资格。然而，这个人却是我和父亲的恩人——我心目中的"民间神医"。1999年，我16岁，在全校体检中，经查患有慢性乙肝"大三阳"，花了近3000元医治，结果仍然呈阳性。拖到2000年春节，在家乡，陈邙子给我医了不到一个月，很简单，就是吃药打针，一天三针，总共花了不到300元，成功了，全部转阴。我现在还记得，后半段治疗期间的粪便全是黑色。我的八年历史的乙肝，他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结果就全部转阴，这种钦佩感与谢意，使我对他的医术从不怀疑。我父亲当年是急性黄胆肝炎，情况并不严重，但他也没想到陈邙子只给他拿了一副几块钱的中药，居然彻底好转，更神。
把四舅交给陈邙子医治，纯粹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但我却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陈邙子的第一次诊断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表情轻松得就象对待感冒发烧。他的结论惊人："在我看来，这种病，一步一步来，百分之百有救，怎么可能死人呢？"我直接跟他说："这可是尿毒症！"他完全没感觉。接下来，就是频繁的拿药、打针，拿药、打针，拿药、打针……。四舅不能下床，陈邙子就自己动身走路过来医。我家中没有多少钱，每一笔都亏欠着。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拿陈邙子开单的药。那段时间，我向家附近的朋友借钱的次数比较多，最多的是1700元，最少的是110元。奇迹就这样一天天地产生，四舅可以下床，可以煮饭。在家中，我们分开饭菜，他的碗、筷由他自己专用，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尽量避免传染。这种日复一日的努力，而且是与耸人听闻的绝症之间的斗争努力，我是第一次全程参与。
我痛苦过，无数次痛苦过。今天我就不谈这种痛苦了，因为我已经谈过，不想再重复——虽然那种痛苦乃是所能形容的数倍之多。我在极度无助与忍耐、忍耐、再忍耐之中度过了不短的时日——起码一个月——，时间终于滑向2007年5月3日 。那是一个愁云密布的清晨，五一假期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写了第一封信，并以同一封信发向了我想求助的朋友们，而且，主要是海外的朋友。我的愚蠢在这一刻深深地留下了痕迹，相同内容的一封看似私信的信，却发向了不下50人的电子信箱中，本意是减少单个的或曰平均的承受压力。仅此一项，必然伤害到太多的人。其一，这是我的又一次向朋友们求助——是"又一次"；其二，有敛财之嫌，我在信中注明15000元人民币的所须总额，然而这显然已是求助于数人，倘若超出15000元，我该怎么做？我会怎么做？这个疑问非常重要；其三，我担心朋友们不会帮助我，于是又分别发去第二封信，旧法重演，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挑衅！
事态还在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着。比如说，朋友来信希望扩大传播，征集更多力量，解决医疗资金问题，征求我关于公开信件的意见，我为凑齐款项考虑，同意了。于是，两封信件成为募捐公函。在慰问关切之外，各方指责、批评、劝戒也随之袭来，我陷入了恐慌。恐的是我已彻底丧失信誉，自我形象及其它一切遭到怀疑、否定与批判；慌的是，我不知如何面对这种状况。我曾在这几天自欺着，希望什么都没发生过，希望5月3日重新来过，让我做第二种选择乃至第三种选择，但我唯一不能放弃的选择就是必须继续救四舅，直到他恢复健康，重获新生。
我能听到的"激烈反响"与此时我自己对自己的憎恨一样，如同天打雷劈。这一次，因为15000元求助的救命钱，我把自己出卖了，出卖得那么低贱、卑鄙和愚蠢。四年的努力，到最后成了泡影，人格、品性、良心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海内外，并消失于我自身的24岁青春。我曾想，倘若我过去少捐些，又更节约些，也许能凑出一些钱来，而不必以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利用并伤害这些第一流的朋友。但是，通过这件事，我才警醒到我身上的劣根——我这个不择手段到此种地步的丢人现眼的无耻勾当的耻辱者。今天这一切，完全由我一人造成。四年河东，四年河西。我之罪，对比我之四年，我再次、再次、再次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我厌烦我自己，我唾弃我自己，我鄙视我自己。
这个罪人，现在要全数公开最重要的三个问题：我，杨银波，2007年5月3日至5月9日，究竟收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准备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取过两次款，取款时间都是5月8日上午，是将款项累积起来取的。一次是取四笔西联汇款，具体发汇地和金额是：美国，270美元；美国，200美元；加拿大，200加元；加拿大，100加元。取款时的美元汇率是7.6797，加元兑美元汇率是0.8938。四笔外币，等值于人民币5668.69元。一次是取一笔工商银行汇款，具体发汇地和金额是：辽宁，200元人民币。两次取款，共计人民币5868.69元。此外，从我自己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显示，有意汇款而未收到汇款的朋友另有四位，将汇金额总共是550美元与600元人民币，等值于人民币4823.84元。倘若汇款成功，加上已取汇款5868.69元，将总计人民币10692元，距离15000元尚差4308元。
第二个问题。已取到的5868.69元，一分未动，现在就在我身上。
第三个问题。我还是要救四舅，用已有的钱。这个钱是我借的，我要还。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能凑齐15000元，四舅这条命是一定会留下的。我绝对相信，毫不怀疑。如果，我还是说"如果"，如果我得到的款项超出15000元，我将把超出部分马上退给帮助我的朋友，马上。如果，我仍然说的是"如果"，如果所有的外界帮助到此为止，甚至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哪怕我不会再向任何人借钱，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想办法。碟已经卖了许多，旧币也换了些，我想，就算最后什么也不剩了，人始终还是活着的。母亲说："人在，钱就在。"只要我活着，不丧失人身自由，我想另一些奇迹同样会发生。
当然，我没有任何资格请求被我伤害的人——被我曾经心存侥幸地耍小聪明的手段伤害的人——原谅我。我能做的，就是道谦、忏悔 ，向所有痛心疾首的心灵下跪！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已经靡烂，被高度紧张的医疗压力所折磨，心灵扭曲，出卖了自己，出卖了前程。我向所有知悉此事的人致歉，向所有更苦难的人、更亟须帮助的人致歉！我有罪，杨银波有罪，这是个罪人，灵魂之罪人。请铭记。
我不敢想象会有任何一个人在此种情况下依然信任我并给予我鼓励，不敢想象我的那些曾经为之而激动、兴奋、感动的读者哪怕再读我的任何一个字，不敢想象在令我骄傲与自豪的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中我如何自处与相处，不敢想象这双曾经写下过《杨银波遗书》与《中国人权报告》等数百万字的手如何再次敲击时代的强声，不敢想象记者采访时我如何笑谈风声、拍案而起。太多的"不敢想象"包围着，我为这种巨大的"不敢想象"而消沉。许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以不同的语言——大多是带有惊叹情绪的——来形容我的少年老成，而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是如此幼稚。我需要在摔打中成长，需要更多的并非仅仅是事务技术本身的历炼。我以为，我能做到，但此种自信用到此处已经不合时宜。
我立志当作家是15岁的事情，那时的我有着比现在更为简单却更为浪漫的梦。回顾这并不太长的人生，就象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微笑，也象看见昨天的自己在嘲笑。我发誓，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我爱到想哭却哭不出来，我爱到想笑却在笑中带着悲愤。我知道，我并非入流的人，我不存在"圈子"等概念，我的所有境况不管是被我高估还是被我低估，我都不能想象到最真实的程度。当人们以种种眼光审视着我，我不变的回应都应当是感激，我应感激过去、现在、将来的所有人，包括此时此刻就对我构成一定压力的官方人物，我同样感激他们。
我之忏悔，仍然肤浅之极，巨大的感伤洪流贯穿我的身体，将我冲击至激流及旋涡。世事着沸的揉打，将会让一个人产生多少与多大的精神撞击？这样的问题，只有经历过的人与敢去经历的人才能体会。但是，青年是不会倒下的，因为他们还有时间，还有未结束的青春。一些人带着最具宽容的深刻，希望我能重新站立起来，我反问：我可以吗？站起来之后，继续走？怎么走？到哪里去？……。不过，有一件事我是必定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的：我将偿还，偿还所有的亏欠，为了救赎我自己，为了救赎我的灵魂……
2007年5月9日，北京时间清晨8点25分。
起身，离开网吧。走过薄雾街头，抽出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落寞萧瑟。我决意从头回顾我之忏悔，将一生悔恨都倾注于此，并抛向我不可想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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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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