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许多地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所以他们才那么自在、那么洒脱。
最让我们感到不可企及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而非思维方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说已是两千多年的陈货,却丝毫不显得古奥。即便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货真价实的老古董也还谈不上佶屈聱牙,今天的旷男怨女一点即通。
古人对待友谊的态度常常令我们惭愧。每当我读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都不禁为之汗颜。
那汪伦是何许人也?一个不见经传的“乡巴佬”而已,想不到他是如此幸运,竟因一首小诗而名垂青史。是什么吸引了李白这个性情中人呢?他千里迢迢地跑到那个山窝里去,难道是没有饭吃没有酒喝吗?当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端坐在舟中,船夫悠然打桨,忽然远远地传来依依惜别的骊歌,诗人不用说也是恋恋不舍频频回首,直至友人的身影渐渐地从视线中消逝……这一幕颇为感人,猜想李、汪二人谈不上深交,不过是萍水相逢。然而这正是古人的友情,相形之下,我们就差得太远了。试问:今天有几人愿意翻山越岭专程去看望一个落泊的朋友?
男女间的交往也很能说明古人确有今人不及之处。《列仙传》里说有个名叫郑交甫的年轻人(自然是位风流倜傥的角儿),路遇两位仙女,居然一见钟情,又异想天开,索赠佩玉。那个姓郑的没话找话:“二女劳矣?”两位仙女倒也大方,回礼道:“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双方旗鼓相当,于是诗兴大发,彼此唱和。分手之际,两位仙女爽快地解下佩玉相赠,郑交甫受宠若惊,不想走出数十步,佩玉不翼而飞,回头再看仙女,也不见踪影。换了今天的年轻人,受此愚弄,一定恼羞成怒。想那郑交甫绝不是个俗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笑置之罢了。
文中仅是感慨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是古人豁达、轻松的一面。而在更多的时候,古人却认真到痴迷的地步。
读书人稍通文墨鲜有不知下面这首诗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春游口渴,向一少女求饮,来年春天,忽然忆及,情不自禁故地重游,不巧少女外出,惆怅之余在门上留下了那首诗。过了几天,崔护偶然路过此地,听到屋内有哭声,遂敲门询问,一老汉应声出来张口便说:“你就是那个崔护吧,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原来那天少女归来看到题诗,就不思饮食,数日而死。崔护大恸不已,哭着说:“某在斯,某在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谁知那少女听着听着,就睁开眼睛,死而复活了。“某在斯”三个字,从崔护嘴里说出来不只是儒雅,还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乍听似乎言不及义,细想之下才觉得言简意赅,胜过喋喋不休的山盟海誓。
今人开口闭口,不是“志向”就是“事业”,也常常令人如坐针毡。谈志向必虚张声势,天花乱坠;谈事业必谈效益,以银子为计量单位。想当年秦始皇出游,项羽跟项梁一道去看热闹,见秦始皇前呼后拥的派头,愤愤不平地对叔叔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吓得项梁赶紧捂住侄儿的嘴巴。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出自未来的西楚霸王之口,我们听起来非但不觉肉麻,反倒十分受用,以为这才是鸿鹄之志。
在今人眼中,所谓事业不过是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势的代名词,想那陶渊明放着彭泽县令不做,好端端地挂冠而去当他的村夫野老,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陶的理由很简单:“田园将芜胡不归?”相信这是由衷之言,否则他在归去的途中就不会感受到大自然无所不在的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回到家中也不会怡然自得:“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凡事不忘性情,提得起,放得下。既能当仁不让,又能耐得住寂寞——这大概就是古人令我们望尘莫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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