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票儿

说票儿，做为一种职业存在，由来以久。绑架在京津一带俗称绑票儿，说票儿即为在土匪和被绑的主家之间传送话、说和的人。1949年以前，社会动荡不安，匪患横行，抢劫、绑架之事时有发生，说票儿这个行业也跟着兴盛一时。

那时的绑架者多是些被逼的走投无路的农民组成的地方土匪。虽说是土匪，但是行有行规，他们会先打听清楚当地谁家为富不仁，便是他们的目标，却从来不去穷人家里闹腾，也不伤人命。人绑了，有专人给说票儿人送信，人是好好的，要拿多少来赎，时间限制是几天都交代的一清二楚。说票儿人得了信儿要到主家去，交代清楚，主家要托说票儿人跟土匪说上话，要求减些数目，还要多宽限些时日，以便凑钱。说票儿人应过了主家，再去土匪那里说和，这么一来两去，减下一些银子之后，主家拿出钱，土匪就放人，说票儿人从中得些好处算是跑道费。早年的说票儿人就是这样过活，他们在村子里一般是没人愿意招惹的，很是被人们看不起，只有家里出了事的人才找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这行当不光彩，平时说话做事都不张扬，见了人，自己就觉得有几分理亏。

49年以后，但凡对社会安定没什么好处的人都被处理的差不多了，大镇压以后基本就没有土匪了，说票儿这个行当也就慢慢消亡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频繁出现，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官、匪、民三方摩擦不断激化。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说票儿这个早已消亡的行当便死而复生了。说票儿大多是在官方与平民之间进行的，偶尔也有在黑社会与平民之间的说和。

现如今的说票儿人是要比49年之前的“先进”了些，他们以“民”的身份出现，却带着“匪”的背景，又有门路跟“官”搭上话。能干这行的人，都是已经在地方混出了头的，或是已经和当地黑势力打成一片的退休官员；或是勾结了地方官员的黑道人物。却决不是官面人物。因为官面人物只能“公事公办”，抓人、罚款、扣东西这些事由他们做，相当于早年绑票儿的角色。如果非要说两者有什么有同，那就是官方绑你，不管你有没有钱交赎金。

到了今天，说票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光荣”的行业，他们身住豪华别墅，出入有高级轿车，言语张狂，行为招摇。搞的人人皆知，出了事，主家自己就能找到他们。他们自己嗅觉也极灵敏，当地的大事小情都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尤其能榨到上万块钱的案子，绝逃不过他们的鼻子，主家不找他，他也找的到人家。

说票儿“营业范围”极广，小到办准生证、超生罚款、上户口、小学生早入学、中考、高考、毕业分配、评定职称、早婚办结婚证。大到偷税、交通肇事、非法行医、打伤人、打死人，甚至枪杀案。可说事无巨细，他们都敢参与说和。

说票儿有技巧，要拜师傅，有传承。师傅除教导如何巧言吝啬、颠倒黑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领着徒弟“拜山头”即会见各个部门领导，与他们事先达成默契，领导会交代下属，只要见他来了，差不多就放人，这样办起事来才好省时省力。

说票儿有过程，第一回合“明知故问”；第二回合“四六不懂”；第三回合“强买强卖”。举个例子吧，张三赌博被抓，要李四帮他说票儿。来到派出所，李四进门就嚷嚷：“这是怎么了，我兄弟犯了什么罪，你们就抓他？要罚多少钱呀？”，“赌博还不该抓吗？要罚一万，这事你别管啊，没你的事。”一问一答之后就是第二回合了，“什么没我的事，这是我兄弟，一万太多了吧，3,000行吗？”“3,000？你起哄呢？派出所又不是我开的，你不觉得差太远了？”“什么不行，你们老是弄这个事，3,000不少了，不就玩了个牌吗？谁不玩呀，我还玩呢，共产党的事，不就是对付、对付就行了吗？”“你别管，你知道多少吗？就玩个牌？都上十万了，知道吗？”接下来是第三回合，李四会摆出一幅豁出去的架势，还会把钱拍在桌子上“什么不行，就3,500，不行也得行，钱给你，张三，跟哥哥走。”为了戏唱的更逼真，往往还会加上第四回合，派出所会骂：“李四，你最不是东西，老让我们为难。”“什么为难，你们还不是打着共产党的幌子赚个人的钱呀”。

说票儿有行规，第一、不给政治犯说和，表面上说票儿人最会说中共坏话，背地里他们烧香磕头，盼着中共能长命百岁。他们知道，中共完了，他们也就完了。因此，杀人放火的事管得，政治犯的事管不得。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也管不了；第二、不给法轮功说和，这却是完全的因为管不了；第三、钦定的案子不说和，他们清楚的知道中共内部的党同伐异，利益小集团之间都有冲突，这种时候只能“落井下石”不能逆流而行。

说票儿有背景，他们的存在与官员的腐败有直接关系，而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权利可以滥用，社会对权利缺乏严格的监督，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那么要断其根源就要推翻独裁而建立民主制度。说票儿的存在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是社会的一个大毒瘤，然而，独裁制度下的社会又何止说票儿这一个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