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票兒

說票兒，做為一種職業存在，由來以久。綁架在京津一帶俗稱綁票兒，說票兒即為在土匪和被綁的主家之間傳送話、說和的人。1949年以前，社會動盪不安，匪患橫行，搶劫、綁架之事時有發生，說票兒這個行業也跟著興盛一時。

那時的綁架者多是些被逼的走投無路的農民組成的地方土匪。雖說是土匪，但是行有行規，他們會先打聽清楚當地誰家為富不仁，便是他們的目標，卻從來不去窮人家裡鬧騰，也不傷人命。人綁了，有專人給說票兒人送信，人是好好的，要拿多少來贖，時間限制是幾天都交代的一清二楚。說票兒人得了信兒要到主家去，交代清楚，主家要托說票兒人跟土匪說上話，要求減些數目，還要多寬限些時日，以便湊錢。說票兒人應過了主家，再去土匪那裡說和，這麼一來兩去，減下一些銀子之後，主家拿出錢，土匪就放人，說票兒人從中得些好處算是跑道費。早年的說票兒人就是這樣過活，他們在村子裡一般是沒人願意招惹的，很是被人們看不起，只有家裡出了事的人才找他們。他們自己也知道這行當不光彩，平時說話做事都不張揚，見了人，自己就覺得有幾分理虧。

49年以後，但凡對社會安定沒什麼好處的人都被處理的差不多了，大鎮壓以後基本就沒有土匪了，說票兒這個行當也就慢慢消亡了。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頻繁出現，權錢交易愈演愈烈，官、匪、民三方摩擦不斷激化。就在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之下，說票兒這個早已消亡的行當便死而復生了。說票兒大多是在官方與平民之間進行的，偶爾也有在黑社會與平民之間的說和。

現如今的說票兒人是要比49年之前的「先進」了些，他們以「民」的身份出現，卻帶著「匪」的背景，又有門路跟「官」搭上話。能幹這行的人，都是已經在地方混出了頭的，或是已經和當地黑勢力打成一片的退休官員；或是勾結了地方官員的黑道人物。卻決不是官麵人物。因為官麵人物只能「公事公辦」，抓人、罰款、扣東西這些事由他們做，相當於早年綁票兒的角色。如果非要說兩者有什麼有同，那就是官方綁你，不管你有沒有錢交贖金。

到了今天，說票兒已經變成了一個「光榮」的行業，他們身住豪華別墅，出入有高級轎車，言語張狂，行為招搖。搞的人人皆知，出了事，主家自己就能找到他們。他們自己嗅覺也極靈敏，當地的大事小情都能掌握個八、九不離十。尤其能榨到上萬塊錢的案子，絕逃不過他們的鼻子，主家不找他，他也找的到人家。

說票兒「營業範圍」極廣，小到辦准生證、超生罰款、上戶口、小學生早入學、中考、高考、畢業分配、評定職稱、早婚辦結婚證。大到偷稅、交通肇事、非法行醫、打傷人、打死人，甚至槍殺案。可說事無鉅細，他們都敢參與說和。

說票兒有技巧，要拜師傅，有傳承。師傅除教導如何巧言吝嗇、顛倒黑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領著徒弟「拜山頭」即會見各個部門領導，與他們事先達成默契，領導會交代下屬，只要見他來了，差不多就放人，這樣辦起事來才好省時省力。

說票兒有過程，第一回合「明知故問」；第二回合「四六不懂」；第三回合「強買強賣」。舉個例子吧，張三賭博被抓，要李四幫他說票兒。來到派出所，李四進門就嚷嚷：「這是怎麼了，我兄弟犯了什麼罪，你們就抓他？要罰多少錢呀？」，「賭博還不該抓嗎？要罰一萬，這事你別管啊，沒你的事。」一問一答之後就是第二回合了，「什麼沒我的事，這是我兄弟，一萬太多了吧，3,000行嗎？」「3,000？你起鬨呢？派出所又不是我開的，你不覺得差太遠了？」「什麼不行，你們老是弄這個事，3,000不少了，不就玩了個牌嗎？誰不玩呀，我還玩呢，共產黨的事，不就是對付、對付就行了嗎？」「你別管，你知道多少嗎？就玩個牌？都上十萬了，知道嗎？」接下來是第三回合，李四會擺出一幅豁出去的架勢，還會把錢拍在桌子上「什麼不行，就3,500，不行也得行，錢給你，張三，跟哥哥走。」為了戲唱的更逼真，往往還會加上第四回合，派出所會罵：「李四，你最不是東西，老讓我們為難。」「什麼為難，你們還不是打著共產黨的幌子賺個人的錢呀」。

說票兒有行規，第一、不給政治犯說和，表面上說票兒人最會說中共壞話，背地裏他們燒香磕頭，盼著中共能長命百歲。他們知道，中共完了，他們也就完了。因此，殺人放火的事管得，政治犯的事管不得。而且很多時候，他們也管不了；第二、不給法輪功說和，這卻是完全的因為管不了；第三、欽定的案子不說和，他們清楚的知道中共內部的黨同伐異，利益小集團之間都有衝突，這種時候只能「落井下石」不能逆流而行。

說票兒有背景，他們的存在與官員的腐敗有直接關係，而官員的腐敗是因為權利可以濫用，社會對權利缺乏嚴格的監督，說到底還是制度問題。那麼要斷其根源就要推翻獨裁而建立民主制度。說票兒的存在擾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是社會的一個大毒瘤，然而，獨裁製度下的社會又何止說票兒這一個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