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在五八年以前同为物理系的两个专业：物理专业和气象专业。每个专业到高年级又分若干专门化。五七年鸣放提意见期间，部分气象专业同学提出转专业的要求，因为自己不喜欢气象、而且报考的是物理，希望到物理专业学习。后来校方考虑，气象专业的人数超过了实际需要，同意15名同学从五七年秋季转入物理专业。这其中就有二人是右派。
由于毛说过：“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五七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审查各系各专业的划定右派是否达到了指标。原来勉强达标的气象专业二年级，由于转走了两个右派，出现了空缺，右派比例下降，这就必须找人填补。这时候，党 政干部是宁左勿右。抓多的有功，抓少的失职。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全校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终于下了台。后来新党委书记陆平上任，左风愈甚，直抓到百分之十以上才算完成任务。
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徐XX， 在上学期末的一次政治学习小组会上发言，说那些对“儒林内史”（见系列七）的批判发言没有说服力，是歪曲人家的原意，牵强附会、编织罪名。这样的发言原来 完全是大实话，当时小组会上没有一个人反驳，无不点头称是。然而现在要深挖，要找出人来补缺，总得有个替罪羊才能交差，于是他的小组发言也就成了定右派的大罪状。而那些点头称是的人现在也是避之不及了，人人反戈一击，以求自保。
我虽然也是由气象专业转入物理专业的15人之一，已经离开了原班级，但因为是徐的要好朋友，过往密切，为了接受教育、划清界线，气像二年级召开批判徐的会议都要求我参加。
第一次开他的批判会还只是内定批判对象，并没有公开提到右派的高度。年级反右领导小组事先组织的几个发言，尽管表面言正词严、气壮势凶，但都空洞无物、色厉内荏，都是重复外系对“儒林内史”批判的那些话。而徐又是一个非常叫真的人，一听不实或不在理的话就会站出来反驳。
当有批判者重复《出恭记》中‘我之上天’是影射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时，他就反驳说：“你们说，那里说过党中央、毛主席就是‘上天’。党教导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毛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出恭记》的‘上天’明明是指头顶上的厕所下水道。说话不能强加于人，总得要有凭据吗。”
有批判者说《出恭记》中的‘毛毛之雨可以吞山丘、没良田、毁楼宇’是攻击毛主席关于整风是毛毛雨的论述时，他立刻反驳说：“校党委在批判右派的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的这段讲话的，是在《出恭记》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写文章的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毛主席的这一论述。”
当批判者重复《蚁军》是攻击红军之说时，他就反驳说：“文章说的‘蚁军’明明指的是白蚁，你们硬说是‘红军’，完全是强加于人。文章说蚁军多足，红军只有两条腿，文章说蚁军有飞翅，红军有吗？纵然都有‘雪山’、‘草地’、‘万里’之说，那也是风马牛不相及。说它影射，完全是生拉硬扯、没有道理。”
当批判者说《蚁军》是攻击党的教育路线时，他就反驳说：“《蚁军》上提到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水稻专家、白蚁专家报告频频’之说，没有丝毫攻击之意，反倒是解释宣传党的教育路线。”
总之这次批判会，批判者理屈词空，应付差事，但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被批判者有理力争，据实回应，但命运无己，前途未卜。会后，我私下劝徐少说几句，批判发言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们自己也不信自己说的话。
徐气愤地说：“他们现在要找替罪羊充数。反正我没有攻击（党、社会主义）言论，他们就没法定罪。我的家庭也没有辫子可抓。”
我说：“‘儒林内史’有什么攻击言论，那些人不都被打成右派了吗！而且都是党团员。”徐半天不语。
两天后，又召开对徐的第二次批判会。会议主持人首先定调说：“徐XX，你的问题很严重，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发言中不允许你反驳，除非要你回答批判者的询问。”
组织好的几个发言，除了重复过去对“儒林内史”批判的几句说辞之外，就把徐上纲到和右派分子穿一条裤子、为右派分子辩护。有个批判者质问徐：“你知不知道‘儒林内史’的五个作者都是右派？”
徐得到个说话机会，立刻起立说：“我知道那五人都被划右派，也许他们还有其他问题。我只是说，上学期的那次批判会上对《出恭记》和《蚁军》的批判是牵强附会 的。当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大家都是同意的。至少没有一个人反驳。我希望批判要让被批判者信服，也要让听众从中得到教育。人家不是这个意思，硬是强加到他头上，这就……”
主持人未等徐的话说完，大声打断他：“徐XX，你必须老实接受批判，不允许你藉机反扑。”一时气氛十分沉闷，好像全体与会者都坠入不能自主的正在收紧的大网之中。
散会之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大家心里知道，在这种时候，再大的理也说不通了，再大的冤也无处申了。
第二天在一个阶梯大教室召开全系年级大会，会上有五名被新划定的右派，大会主持人一一点名，让他们站到会场最前排，面向听众。徐是最后一名。主持人逐一宣布他们的‘罪状’，然后让他们逐一上台表态。罪状基本上都是为右派辩护，‘攻击’反右批判不说理、以势压人等。表态都是说对反右形势认识不足，对右派本质认真不清等等。最后，徐上台表态，他说：“我确实对反右形势认识不清，我根本没有估计到，像我这样没有一句攻击言论、对党对毛主席无限感恩的城市贫民家的孩子也被打成右派。我认为给我定的‘罪状’是欲加之罪。就是……”。徐的话没有说完，主持人大声赫住：“徐XX，不许放毒！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自从徐被划成右派之后，他始终没有‘老老实实认罪’，一有机会就试图说出个理来。正因为如此，他额外地吃了很多苦头。后来连续召开大会小会要打下他的‘气焰 ’，会上不但不允许他发言一句，还要按脑袋、坐飞机。很快他又被定为极右，停止上课，在校监督劳动。不久又把他遣送到北大荒服苦役，直至六０年春被迫害致死。
由于我没有接受在批判会上作典型发言，后来以不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实际上，我已是天大的幸运儿了，得益于我的内向性格。我从来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发表什么言论，否则早就被打成右派了。
由于毛说过：“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五七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审查各系各专业的划定右派是否达到了指标。原来勉强达标的气象专业二年级，由于转走了两个右派，出现了空缺，右派比例下降，这就必须找人填补。这时候，党 政干部是宁左勿右。抓多的有功，抓少的失职。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全校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终于下了台。后来新党委书记陆平上任，左风愈甚，直抓到百分之十以上才算完成任务。
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徐XX， 在上学期末的一次政治学习小组会上发言，说那些对“儒林内史”（见系列七）的批判发言没有说服力，是歪曲人家的原意，牵强附会、编织罪名。这样的发言原来 完全是大实话，当时小组会上没有一个人反驳，无不点头称是。然而现在要深挖，要找出人来补缺，总得有个替罪羊才能交差，于是他的小组发言也就成了定右派的大罪状。而那些点头称是的人现在也是避之不及了，人人反戈一击，以求自保。
我虽然也是由气象专业转入物理专业的15人之一，已经离开了原班级，但因为是徐的要好朋友，过往密切，为了接受教育、划清界线，气像二年级召开批判徐的会议都要求我参加。
第一次开他的批判会还只是内定批判对象，并没有公开提到右派的高度。年级反右领导小组事先组织的几个发言，尽管表面言正词严、气壮势凶，但都空洞无物、色厉内荏，都是重复外系对“儒林内史”批判的那些话。而徐又是一个非常叫真的人，一听不实或不在理的话就会站出来反驳。
当有批判者重复《出恭记》中‘我之上天’是影射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时，他就反驳说：“你们说，那里说过党中央、毛主席就是‘上天’。党教导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毛主席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出恭记》的‘上天’明明是指头顶上的厕所下水道。说话不能强加于人，总得要有凭据吗。”
有批判者说《出恭记》中的‘毛毛之雨可以吞山丘、没良田、毁楼宇’是攻击毛主席关于整风是毛毛雨的论述时，他立刻反驳说：“校党委在批判右派的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的这段讲话的，是在《出恭记》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写文章的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毛主席的这一论述。”
当批判者重复《蚁军》是攻击红军之说时，他就反驳说：“文章说的‘蚁军’明明指的是白蚁，你们硬说是‘红军’，完全是强加于人。文章说蚁军多足，红军只有两条腿，文章说蚁军有飞翅，红军有吗？纵然都有‘雪山’、‘草地’、‘万里’之说，那也是风马牛不相及。说它影射，完全是生拉硬扯、没有道理。”
当批判者说《蚁军》是攻击党的教育路线时，他就反驳说：“《蚁军》上提到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水稻专家、白蚁专家报告频频’之说，没有丝毫攻击之意，反倒是解释宣传党的教育路线。”
总之这次批判会，批判者理屈词空，应付差事，但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被批判者有理力争，据实回应，但命运无己，前途未卜。会后，我私下劝徐少说几句，批判发言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们自己也不信自己说的话。
徐气愤地说：“他们现在要找替罪羊充数。反正我没有攻击（党、社会主义）言论，他们就没法定罪。我的家庭也没有辫子可抓。”
我说：“‘儒林内史’有什么攻击言论，那些人不都被打成右派了吗！而且都是党团员。”徐半天不语。
两天后，又召开对徐的第二次批判会。会议主持人首先定调说：“徐XX，你的问题很严重，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发言中不允许你反驳，除非要你回答批判者的询问。”
组织好的几个发言，除了重复过去对“儒林内史”批判的几句说辞之外，就把徐上纲到和右派分子穿一条裤子、为右派分子辩护。有个批判者质问徐：“你知不知道‘儒林内史’的五个作者都是右派？”
徐得到个说话机会，立刻起立说：“我知道那五人都被划右派，也许他们还有其他问题。我只是说，上学期的那次批判会上对《出恭记》和《蚁军》的批判是牵强附会 的。当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大家都是同意的。至少没有一个人反驳。我希望批判要让被批判者信服，也要让听众从中得到教育。人家不是这个意思，硬是强加到他头上，这就……”
主持人未等徐的话说完，大声打断他：“徐XX，你必须老实接受批判，不允许你藉机反扑。”一时气氛十分沉闷，好像全体与会者都坠入不能自主的正在收紧的大网之中。
散会之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大家心里知道，在这种时候，再大的理也说不通了，再大的冤也无处申了。
第二天在一个阶梯大教室召开全系年级大会，会上有五名被新划定的右派，大会主持人一一点名，让他们站到会场最前排，面向听众。徐是最后一名。主持人逐一宣布他们的‘罪状’，然后让他们逐一上台表态。罪状基本上都是为右派辩护，‘攻击’反右批判不说理、以势压人等。表态都是说对反右形势认识不足，对右派本质认真不清等等。最后，徐上台表态，他说：“我确实对反右形势认识不清，我根本没有估计到，像我这样没有一句攻击言论、对党对毛主席无限感恩的城市贫民家的孩子也被打成右派。我认为给我定的‘罪状’是欲加之罪。就是……”。徐的话没有说完，主持人大声赫住：“徐XX，不许放毒！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自从徐被划成右派之后，他始终没有‘老老实实认罪’，一有机会就试图说出个理来。正因为如此，他额外地吃了很多苦头。后来连续召开大会小会要打下他的‘气焰 ’，会上不但不允许他发言一句，还要按脑袋、坐飞机。很快他又被定为极右，停止上课，在校监督劳动。不久又把他遣送到北大荒服苦役，直至六０年春被迫害致死。
由于我没有接受在批判会上作典型发言，后来以不能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实际上，我已是天大的幸运儿了，得益于我的内向性格。我从来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发表什么言论，否则早就被打成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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