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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是这样红的(1)

作者:汪成用  2006-10-04 00:4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似乎加入了言必称“文化”者的行列。

可言必称“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顺口说出“文化”的明确定义?话说回来,只要有些常识,大概无论说什麼也出不了大错。据说“文化”的定义有两百多个。想超越这两百种解释而语惊四座反倒不太容易。

年少时,无师自通地曾对“文化”有一番散乱的领悟: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以至甩著水袖伊伊呀呀地唱些听不懂的玩意。——这叫“文化”。可有那麼一年,一群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学生不请自到,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开始还不识时务地有些愤愤不平,而接下的数日北京每天有近千人被活活打死,才反而对“黄毛丫头”们的手下留情生出些“感激”。如此“红色恐怖”,称为“大革命”倒是名副其实。可明明是“野化”,却冠之以“文化”,就大惑不解了。

“文化”,雅说便雅,俗说便俗。摊开纸写信,下笔便是“某某你好”。拆开回信,别人却说“吾兄大鉴”。此乃“文化”。起上油锅撒把葱花,“兹啦”一声端上一盘“麻婆豆腐”,也是“文化”。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摄像机前对鼓掌的熟人挤眉弄眼。偶得灵感便张口造字,可美了那些晚上说“脱口秀”的主持人。此乃“文化”。胡锦涛答记者问,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句句背得熟练。表情如橡皮图章,颈部以上除嘴唇外全部冻结,也是“文化”。

“文化”似空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可真要捕捉其形看个究竟,瞬间又没了纵影。

中国人见面总爱问“贵庚”,到了西方便遭遇了“文化衝突”。於是就產生了我们这代人问“贵庚”的特殊方式:哪一届毕业生?何时下的乡?只三言两语,与“新中国”同龄之“庚”便昭然若揭,无 “密”可保。从小在“党”的“看顾”下长大,在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裡摸爬滚打﹑耳濡目染,无意中带一身有“党味”的文化风范。随著这批人渐成社会中坚,一个半新不旧的词汇在不知不觉中时兴了起来——“党文化”。

虽说言必称“党文化”者大概还不成 “行列”,但若上“古狗”搜寻一下,有关“党文化”的条目竟达几十万有餘﹗可言必称“党文化”者,有多少能不假思索地把“党文化”的内涵外延说个明白?“文化” 尚未界定,“党文化”之惑又让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无奈中求助於辞典。

人类学学者泰勒曾说,文化是包括了 “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 [1]。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姆斯则认为,文化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2]。

虽然形容词定语连串,但最终都扣住一个要点:整体。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文明,从民族心态,到群体规范,文化是物质,是精神,是知识,是学问,是习俗,是信仰,是礼仪,是谈吐,是风土人情,是举手抬足,是……,只要想得起来的,儘管加进来就是。

既然“文化”的范畴如此广博宽宏,那麼对“党文化”的描述就有点让人不寒而慄。一旦“党文化”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复杂整体”,其对人类文明的衝击就绝不可掉以轻心。事实上,它的确是一个已经体系化了的“复杂整体”。与“共產主义” 同生同长,“党文化”至今已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经歷了起源﹑延续﹑发展﹑极致等几个阶段后,目前已进入了衰败期。可问题是,衰败期并不一定是岁末残冬,忍一忍就成过眼烟云。正如人类正在遭受的生态折磨。从动手破坏到后果显露,其间有一个“滞后期”,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不等。当人们灰头土脸地抱怨“沙尘暴”时,是否有人想到这不过是在咀嚼四﹑五十年前“大炼钢铁”与“农业学大寨” 的苦果?同理,一个假药假酒假文凭氾滥的“和谐社会”,难道不正是几十年来 “人鬼互变”的文化谎言养出的畸形儿?“党文化”虽已进入末世,可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才逐步开始显现。

与“新中国”和“文革”同龄同庚的一代,是“灰头土脸”地承受“党文化”后果的一代。不幸的是,逢时与我都在此列。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之间的谈话便时时少不了一个令人尷尬的主题:中国的文化究竟是如何落到了这个境地?开始只是牢骚加调侃,说著说著,思绪渐渐清晰,语调也不由得严肃了起来。一个突现的念头让我们兴奋:何不将几年的谈话如实作录成文,以为“党文化”勾画出个来龙去脉?想法固然不错,但唯恐自不量力。“党文化”像隻快要瘦死的骆驼,评说如此庞大又包罗万象的体系岂是我们两个作曲家力所能及?迫不及待我想作个说明,但愿你还没看正文:本文意在“大题小作”,主要涉及的范围仅限於“党文化”中的文艺创作,并以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创作为主要领域,儘管言谈中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其他层面。

自古以来文化就有优劣之别。优文化开化野蛮,啟蒙愚昧,创造伟大的文明,先进的社会,最终造福於民。而劣文化逆反人性,野化倒退,导致人类的良知堕落,社会动乱,步步走向毁灭。然而,劣文化在死亡中往往引发灾祸,甚至以几代人的沦亡作陪葬,其惨烈状足以颠覆少年时对“文化”的本朴认识。这决非危言耸听,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经歷的悲剧。西方曾在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迎来了辉煌的文艺復兴,而承受了长期苦难的中国能否在弃劣择优的文化歷炼中获得新生,关键就看这一﹑两代人。

容我说几句“套话”,以结束引言。“拋砖引玉”往往是作者用作谦虚之词,而在此逢时和我却真心地拋砖引玉。对世纪“党文化”的评析与清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若能为之砌上一砖已深感荣幸。所幸眾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大题大作”,添砖加玉。但愿拙文能引起同仁们的讨论与争议,也算没让我俩白白“严肃”一番。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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