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真弄不清楚了。
5月8日以前，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5月11日，摇身变为一个纯正的基督徒；5月11日以后，他宣布“顺服掌权者”，“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运动”——其身份实在是有芙蓉三变之妙，让人惊诧莫名。
或许，因为有余杰的粉丝们撑腰打气、出谋划策，余杰在沮丧了一阵子之后，竟又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地赤膊上阵了——而这次的表演，我们是更加看不懂了。
7月5日，余杰在《观察》网站撰文《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及其对两岸的言说》，最后一段他是这样概括的：“以丁之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以及蒋彦永医生和高智晟律师，才是今天中国的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言说和行动让自由主义象光一样照亮了黑暗。让我们也象他们一样言说和行动。”
余杰从来就是把高智晟、郭飞熊、赵昕等捆在一起打压的，认为这些人有“政治化倾向”，“有民族主义与孙文主义情结”，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危险分子。有知情者揭露，丁之霖老师指责高智晟“您把维权活动与政治活动搅在一起了”的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就是余杰作笔代刀的。现在，余杰居然把高智晟吹捧成“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还献上一个“最”字！是高人教你的吗？
三个月前，你们使用无耻至极的手段不让郭飞熊见布什，还振振有辞造谣是白宫安排“基督徒见基督徒”，更恶劣的是顺带打一横耙，把民运人士（即所谓“外邦人” ）统统判为“无信仰者”，居心险恶与邀功谄媚同时凸现，令海内外有识之士与无识之人均眼界大开——神州有此尤物，今日始见，不得不喟叹再三！
当吹捧高智晟的文章出来以后，读书会的少数书友以为余杰又变成5月8日以前的余杰了。可没料到，余先生近期又发一文，题目叫《用真话来维权》（该文首发《苹果日报》，后《观察》、《北京之春》、《博讯》予以转载），文中有这么一段：“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沙射影污蔑高智晟、郭飞熊的朋友赵昕。
余杰，你这篇文章指的赵昕没有“说真话”吗？那好，你就把真的话说出来嘛。你如有证据证明赵昕被差点打死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你就堂堂正正摆出事实来嘛，何必用这种下三滥的曲笔，严密配合有关方面无耻至极地栽赃诬陷赵昕呢？我们只好用刘海杰的问题来问你：这次又是奉命而为吗？
你陷害郭飞熊的理由是郭飞熊不是基督徒，可赵昕是基督徒，你的“主内兄弟”，还是你任副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你又为什么要同打人凶手串通一气，信口雌黄，恶毒编造谎言，背后捅刀子、伤口撒毒盐呢？赵昕不愿借“国保警察就四川伤害构陷一事向赵昕认错道歉”这样的天大新闻炒作自己，跟你屡次自己编写“伟大的饭局”、“副会长余杰与布什总统会谈要点”等新闻来宣传炒作自己，品流之高下人们心中自然有杆秤。你口口声声“说真话”，怎么就不能诚实负责地跟赵昕真话实说、当面沟通呢？你口口声声“宽恕敌人”，怎么却要亲历亲为地制造敌人呢？
事实就是这么明摆着：对待三个维权人士，余杰用了三种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整郭飞熊、捧高智晟、诬蔑赵昕。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先生，你是从哪里偷来的这卑劣伎俩？如果你是基督新教的“路德宗”，你的诚实哪去了？你的忏悔之心哪去了？你的悲悯之心哪去了？
余杰先生，你不是“拒绝谎言”么？你怎么又在制造谎言呢？——“‘这有点儿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韩，教会处于民主运动的领导地位。’余杰说。”你对著名大记者纪思道撒的这个弥天大谎，已经被幼稚好骗的美国人作为“真实的中国”记录下来，刊登在了世界第一大报《纽约时报》上，又被杨莉藜编译为《中国，留下信仰的根》刊登在《观察》上。请问，是哪个教会哪个人在“领导民主运动”？是你吗？！可是你从来看不起“民运人士”，不屑与“民运人士”为伍，甚至极力排斥“民主运动”的呵，怎么突然就变成“民主运动”领导人了？！实在不懂，只能请教你。
我想起余杰的宗教老祖宗加尔文。他在受迫害、遭追捕时，高举宗教自由的旗帜，而一旦登上日内瓦权利的宝座，就表现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1541年加尔文主持拟订《教会法规》，规定日内瓦市民必须宣誓接受新教理论（也就是加尔文的宗教观）；严禁教徒自由选择教会和自由研究教义，公开支持教会与国家共同镇压异端。在1541年-1564年间，仅有1.6万人的日内瓦，被处死者就达58人，被放逐者76人。加尔文的朋友塞尔维特写信给他，提出不同看法。加尔文竟指使另一朋友去告密，且把塞尔维特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来作为证据。在加尔文坚持下，塞尔维特被判火刑——用文火慢慢烧死！
宗教领袖加尔文尚且如此下作，准宗教领袖余杰的下作也就可以理解了。
行文至此，又想起金锺先生6月中旬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林迪采访时说：“四川成都，余杰、王怡他们就搞了一个‘草堂读书会’”。我们书友撰文问余杰：你什么时候，怎么搞的读书会？你至今装聋作哑不予回答。“草堂读书会”已有三年多时间，余杰仅仅来了两次，怎么就变成你搞的了？这么不诚实，不是基督徒啊！
这里要提醒一下余杰，成都草堂读书会不是组织，只是成都民间的一个自由交流读书体会的话语平台，它与任何组织（包括“独立中文笔会” ）无涉。你声明“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这些以生命捍卫自由的维权人士“热衷”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请求你余杰，不要把成都草堂读书会窃为自己的政治砝码放在求名求利的功利天秤上，尽管读书会远不如你利用《纽约时报》和大记者纪思道向全世界人民声称你领导的“民主运动”那么大。
顺便再引一段余杰《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中的一段，是揭露张献忠杀四川人的：“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杀男七千六百余万，杀女九千四百余万……”
余杰，你算过没有，按你的揭露，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亿五千九百四十八万人！
按四川方志记载，明代末期四川人口不过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张献忠一杀，余杰一算，就多出六亿多人口——相当于一九五八年全国人口总和！这可能吗？
余杰先生，你为人不地道，你为文也不严谨，你这自由主义者也太自由了吧！
余杰，你还有什么表演，我们静静等待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5月8日以前，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5月11日，摇身变为一个纯正的基督徒；5月11日以后，他宣布“顺服掌权者”，“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运动”——其身份实在是有芙蓉三变之妙，让人惊诧莫名。
或许，因为有余杰的粉丝们撑腰打气、出谋划策，余杰在沮丧了一阵子之后，竟又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地赤膊上阵了——而这次的表演，我们是更加看不懂了。
7月5日，余杰在《观察》网站撰文《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及其对两岸的言说》，最后一段他是这样概括的：“以丁之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以及蒋彦永医生和高智晟律师，才是今天中国的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言说和行动让自由主义象光一样照亮了黑暗。让我们也象他们一样言说和行动。”
余杰从来就是把高智晟、郭飞熊、赵昕等捆在一起打压的，认为这些人有“政治化倾向”，“有民族主义与孙文主义情结”，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危险分子。有知情者揭露，丁之霖老师指责高智晟“您把维权活动与政治活动搅在一起了”的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就是余杰作笔代刀的。现在，余杰居然把高智晟吹捧成“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还献上一个“最”字！是高人教你的吗？
三个月前，你们使用无耻至极的手段不让郭飞熊见布什，还振振有辞造谣是白宫安排“基督徒见基督徒”，更恶劣的是顺带打一横耙，把民运人士（即所谓“外邦人” ）统统判为“无信仰者”，居心险恶与邀功谄媚同时凸现，令海内外有识之士与无识之人均眼界大开——神州有此尤物，今日始见，不得不喟叹再三！
当吹捧高智晟的文章出来以后，读书会的少数书友以为余杰又变成5月8日以前的余杰了。可没料到，余先生近期又发一文，题目叫《用真话来维权》（该文首发《苹果日报》，后《观察》、《北京之春》、《博讯》予以转载），文中有这么一段：“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沙射影污蔑高智晟、郭飞熊的朋友赵昕。
余杰，你这篇文章指的赵昕没有“说真话”吗？那好，你就把真的话说出来嘛。你如有证据证明赵昕被差点打死是他“自作孽，不可活”，你就堂堂正正摆出事实来嘛，何必用这种下三滥的曲笔，严密配合有关方面无耻至极地栽赃诬陷赵昕呢？我们只好用刘海杰的问题来问你：这次又是奉命而为吗？
你陷害郭飞熊的理由是郭飞熊不是基督徒，可赵昕是基督徒，你的“主内兄弟”，还是你任副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你又为什么要同打人凶手串通一气，信口雌黄，恶毒编造谎言，背后捅刀子、伤口撒毒盐呢？赵昕不愿借“国保警察就四川伤害构陷一事向赵昕认错道歉”这样的天大新闻炒作自己，跟你屡次自己编写“伟大的饭局”、“副会长余杰与布什总统会谈要点”等新闻来宣传炒作自己，品流之高下人们心中自然有杆秤。你口口声声“说真话”，怎么就不能诚实负责地跟赵昕真话实说、当面沟通呢？你口口声声“宽恕敌人”，怎么却要亲历亲为地制造敌人呢？
事实就是这么明摆着：对待三个维权人士，余杰用了三种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整郭飞熊、捧高智晟、诬蔑赵昕。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先生，你是从哪里偷来的这卑劣伎俩？如果你是基督新教的“路德宗”，你的诚实哪去了？你的忏悔之心哪去了？你的悲悯之心哪去了？
余杰先生，你不是“拒绝谎言”么？你怎么又在制造谎言呢？——“‘这有点儿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韩，教会处于民主运动的领导地位。’余杰说。”你对著名大记者纪思道撒的这个弥天大谎，已经被幼稚好骗的美国人作为“真实的中国”记录下来，刊登在了世界第一大报《纽约时报》上，又被杨莉藜编译为《中国，留下信仰的根》刊登在《观察》上。请问，是哪个教会哪个人在“领导民主运动”？是你吗？！可是你从来看不起“民运人士”，不屑与“民运人士”为伍，甚至极力排斥“民主运动”的呵，怎么突然就变成“民主运动”领导人了？！实在不懂，只能请教你。
我想起余杰的宗教老祖宗加尔文。他在受迫害、遭追捕时，高举宗教自由的旗帜，而一旦登上日内瓦权利的宝座，就表现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1541年加尔文主持拟订《教会法规》，规定日内瓦市民必须宣誓接受新教理论（也就是加尔文的宗教观）；严禁教徒自由选择教会和自由研究教义，公开支持教会与国家共同镇压异端。在1541年-1564年间，仅有1.6万人的日内瓦，被处死者就达58人，被放逐者76人。加尔文的朋友塞尔维特写信给他，提出不同看法。加尔文竟指使另一朋友去告密，且把塞尔维特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来作为证据。在加尔文坚持下，塞尔维特被判火刑——用文火慢慢烧死！
宗教领袖加尔文尚且如此下作，准宗教领袖余杰的下作也就可以理解了。
行文至此，又想起金锺先生6月中旬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林迪采访时说：“四川成都，余杰、王怡他们就搞了一个‘草堂读书会’”。我们书友撰文问余杰：你什么时候，怎么搞的读书会？你至今装聋作哑不予回答。“草堂读书会”已有三年多时间，余杰仅仅来了两次，怎么就变成你搞的了？这么不诚实，不是基督徒啊！
这里要提醒一下余杰，成都草堂读书会不是组织，只是成都民间的一个自由交流读书体会的话语平台，它与任何组织（包括“独立中文笔会” ）无涉。你声明“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这些以生命捍卫自由的维权人士“热衷”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请求你余杰，不要把成都草堂读书会窃为自己的政治砝码放在求名求利的功利天秤上，尽管读书会远不如你利用《纽约时报》和大记者纪思道向全世界人民声称你领导的“民主运动”那么大。
顺便再引一段余杰《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中的一段，是揭露张献忠杀四川人的：“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杀男七千六百余万，杀女九千四百余万……”
余杰，你算过没有，按你的揭露，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亿五千九百四十八万人！
按四川方志记载，明代末期四川人口不过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张献忠一杀，余杰一算，就多出六亿多人口——相当于一九五八年全国人口总和！这可能吗？
余杰先生，你为人不地道，你为文也不严谨，你这自由主义者也太自由了吧！
余杰，你还有什么表演，我们静静等待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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