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美国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144个大城市生活成本综合排名，北京列第14位，很多人看到这个结果比较惊讶，觉得北京的生活花费太高了，而有的人也怀疑这样一个数字，那么北京的生活成本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出差来京的香港人梁小姐本想买些便宜货带回香港，但她发现，在北京钱并不经花，很多东西的价钱跟香港差不多，有的国际品牌甚至比香港还贵。
香港市民梁小姐：“逛街的时候发现北京衣服还真贵，同一个牌子的衣服，香港卖290，北京还贵50元。”比香港贵的不仅是衣服，北京通讯费也特别高。梁小姐：“香港手机费一个月100港币足够了，而在北京一个星期就能打掉一百元的电话卡。”可香港的月收入高于北京，这也就意味着，维持个人或家庭的开销，北京人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这种情况正好印证了美国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新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全球144个大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北京列第14位，比巴黎和新加坡还要高。经济学家袁家方：“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不能不看到生活成本的主要方面也在拉升。”生活成本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日用品等，这些方面的价格水平，北京已经与国际接轨，而工资水平却与巴黎、新加坡等城市有很大差距。市民王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水、电、煤气价格每年都在张，一个三口之家每月在这方面的开支得300元，再加上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销，几乎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市民王女士：“现在一看就得上千，两千、三千、四千的衣服都见过，但一看四千了，不能买。”对此，专家认为这是市场竞争不够充分造成的。在北京国际品牌并不罕见，同一件衣服，北京和纽约卖价一样，可2005年北京的工资是纽约的1/27，这也就意味着买同样的衣服，北京人要花掉更多的成本。袁家方：“如果我们的市场运行更好，竞争更激烈，那么人们生活上的成本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成本就会受到市场的制约。”专家表示，北京生活成本的排名，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肯定会随着市场发展而变化。（2006年6月29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据悉，去年该机构发布这个排名中，北京还位列第19，一年中就窜升了5位。
记者原本在正文里还有些文字，是说这项调查主要是为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给外派员工发放津贴时提供参考的，不足以反映北京市民生活成本的情况。不过，北京生活成本的高排名也反映出，北京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北京市民的生活需求不只满足于吃、穿、住、行。
这个排名出来后，被中国人大炒特炒，一时间议论纷纷。其实，这个报告原本并不是以被调查城市的全部人口为对象的，服务目标也非常明确，只是提供给那些有外派员工需求的机构提供参考的数据。可这样一个报告，却被中国人当作是圭臬，到底说明了什么？
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垄断大大地提升了生活成本。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所在的国家当中，只有中国的人均GDP最低，但生活成本水平却居高不下，中国未富先贵，而这个贵并不是贵族，而是生活成本。
节目中，那个经济学家也口口声声要加大竞争的程度，似乎市场化就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的难题一旦撞上了这个法宝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却不想在如此层面上看待这个调查结果。
首先，我们依据美世这么个报告来说三道四，是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无从判断北京的生活成本到底是多少。
现行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体系，虽然也与国际接轨了，但是其中存在的巨大缺陷却是众所周知的。连现代经济学发源地的英国，那里的学者们也指出，这个指数当中没有将房地产和股市纳入，根本无法反映出物价的真实水平。
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中国就是个大染缸，凡是什么舶来品到了中国都会变味儿。中国官方公布的CPI指数，在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所指称的中国统计造假比率超过60％的情况下，自然为社会所不齿；而当官方别有用心地声称人均收入水平与CPI相称时，招致了社会汹涌的唾沫，反映出官民关系严重紧张的现实，就如同股市上作为政策市可现在却是政策做多而市场必然做空的奇妙景象那样。
当北京市统计局公布2005年北京市人均收入达到32000多元时，北京马上就陷入一片对该数据的讨伐当中。太多的公司员工质问为什么自己没有拿到那么多的钱？在短暂的质询后，人们发现问题的实质还是在于官方居心叵测使用人均收入这个标准本身。面对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现实，如果将比如任志强年薪700万元、或者比如那些拥有着太多灰色黑色收入的贪官污吏们的显形收入，与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线上挣扎的城市贫民以及农民工去平均，其意义何在？这么个人均收入现如今除了成全国民对官方的耻笑和愤恨之外，连个遮羞布的作用都没有了。
《中国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文章中也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评估其成功时，在重点关注GDP的同时还要关注其它几项指标：（1）绿色国民生产净值，要考虑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因素。比如说，即使环境恶化衡量不准，但尽力去衡量总比忽略不顾好；（2）取收入中位数，但不是平均数；（3）不平等指标，如基尼悉数；（4）社会指标，如平均寿命和教育机会，以及这些变量的分布。
如果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说法，这位被看作对中国很友好的米国人在不经意之中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乎全部成果都给否定了，拿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标来衡量目前的中国，都会得出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
还有，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人所谈及的人均收入与国外这个概念上的含义有着太大的差异。现实情况是，那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们敢于负债享乐，中国人敢么？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经营性收入，对中国人来说，全部于此，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靠这么点子银两，社会保障制度摇摇欲坠，国家宏观税负越来越重，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将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推卸给了社会，因此，中国特色的人均收入如果考虑到工资所代表的权利（比如工资谈判、福利、拒绝工作——罢工等等）的贫困化和萎缩趋势，势必大打折扣。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排名的那些国家里，太多的城市的居民拿着比我们多几十倍的收入，却享受着比我们还要物美价廉的生活。美国首都华盛顿位列第89位，让我怎么想也找不出一个理由来令人信服地说明，北京人比华盛顿人还要富裕出69个位次来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
这是什么？也许，我们已经很熟悉类似崩盘、坍塌、沉船等等说辞。其实，如果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北京正在一个越吹越大加剧膨胀的泡沫当中。
在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泡沫定义是以研究金融危机著称的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berg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给出的：“泡沫状态”这个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Boom）”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现危机，或者以繁荣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许小年认为，金德尔博格对泡沫的定义比较形象，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难以操作。现代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将泡沫定义为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持续性偏离。这样的定义简化了对泡沫的判断，所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决定资产的基本价值，二是看资产价格的偏离是持续性的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
这样一来，就需要确定北京到底值多少钱，以及现在北京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品（也就是说，把北京这个城市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可交易的物件）的价格的偏离程度到底有多大。
显然，做如此研究并非毕功一役的。但所有的判断必须基于常识。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最为令人瞩目的质次价高的地界儿。
说这也是发展中的代价，说这也是转型的成本，这类鬼话也就算了吧。留着给自己树碑立传时说也不迟。
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所带来的成果，现实却是北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如果说2002年前还是目标瞄准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并撩倒他们使之愈发贫穷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形却是当那些贫困人口已经赤贫后，开始了对所谓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上下的群体的强制性掠夺。
所以，北京的泡沫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危险，这才是解读那份报告的确切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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