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也能变成新型的强取豪夺（图）

"南京上海武汉等多个地区牛奶涨价"，这是今天（2008年1月18日）门户网站转载中国新闻网的一则消息。

而我身边，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是全方位的啦，更可怕的是，昨天晚上，位于劲松东口的海文华堂这个具有日资背景的大卖场，售货员手里攥着一大把已经制作好了的价签，准备更换，来到这里的顾客询问，得知今天开门就要全面涨价。这下，顾客无不赶紧掏钱，尽量多采购食品。

实际情况是，现在除了国民个人的性命的价格不涨，其他所有的都在涨。

通货膨胀真的是到来了。

而且，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可怕。

现在，官方媒体连句实话都没有，比起1988年的价格闯关、以及1993年的高通胀时，人心已经大大坏啦坏啦的，当局与国民生存环境状况恶化程度的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更加剧了全社会（如果在国家社会化的局面里还能够这么说的话）的人心惶惶。这种恐慌气氛，并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制造出来的，而是人们对周围物价变化的真实感知，是越来越多的被官商勾结而不得不贫困化了的国民被当局制造的通货膨胀这种"合法印假币"和"不见面的抢劫"继续强取豪夺的切肤之痛。当局利用宣传粉饰太平，媒体上红彤彤一片歌功颂德，更是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尴尬而凶险的映衬，使得马太效应下的黑暗无以复加。

其实，涉及到通胀，现如今有着民间版本的喋喋不休。将通货膨胀视作顶级杀手者，更是大有人在。其中，北大宋国清、周其仁等等，就是与类似国家统计局高辉清之类的官方"专家学者"口口声声通胀属于结构性、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御用说辞分庭抗礼，高调而且旗帜鲜明地祭出通胀巨大危害的把式的。

周其仁对通胀也是振振有词。

中国改革与发展

周其仁

10月份中国物价指数创新高的时候正好是弗里德曼去世一周年，这就提醒我们世界上有些经济学家是不可以随便忘掉的。也提醒在座各位对学术中一些重大的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保持长久的关注，投入研究的精力。因为看物价指数没有什么了不得，年初的时候CPI是两点几，到了8月份的时候达到了6.5%，9月份降到了6.2%，10月份回到6.5%，11月达到6.9%。这当然是一组统计数据，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研究经济的人无论是政府的报告、统计数据，我们关心的是人的行为和行为当中包含的逻辑。因为这个统计数据代表了很多人的行为，因为很多人就会买下明年都用不完的东西，比如炒菜的油。一个人没有关系，如果有1亿的人都有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会推断后面会发生什么，它会影响厂商，工厂生产多少油合适呢？这么好的市场当然要多生产油了，但是他又担心未来油的销量会下去，因为你买过一个量以后他要慢慢放在家里天天炒菜用，我们还要观察其他方面的行为，一个人过多地买了他当期的生活品，他对其他人会有影响，这就是刚才毕主任讲到要防止恐慌心理的蔓延，因为所有通货膨胀的研究都表明，它不是纯粹的算帐的因素，它也包括心理的因素、人群当中的互相影响，这个事情我想是我们关心的。

在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依不饶的问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增长这么几年我们一直讲叫高增长、低通胀，这种宣传言犹在耳，但是这个局面怎么好像一下子就结束了，至少是出现了新的局面，我想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探索这样的问题，除非我们在座哪一位是天才，一定要借助于学术传统，因为价格现象看起来很简单，真要把它理解清楚，并不容易。

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我刚才说到的弗里德曼，因为是他带进中国的，因为他三次访问中国，非常有意思，这三个年份都是中国的物价指数高涨的三个年份，我们没办法知道是因为通货膨胀指数高所以我们就把货币主义大师请来了，还是货币主义大师看到中国物价指数高，他觉得他的学术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他来了。但是这三个年份回过去看都是中国物价指数涨得比较高的三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弗里德曼到上海、到北京，跟包括经济学的学生做交谈时候那些记录，第一次介绍了货币主义的思想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从来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从来是把物价的大幅度的持续上涨看作一个货币现象，换句话说，通货膨胀这个"货"不是商品、不是服务、不是具体的粮、猪、肉，而是货币。当物价的整体形势不是个别物价发生阶段应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到货币量里头去寻找原因，弗里德曼的著作就是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中国，80年、88年，凡是现场听过弗里德曼在北京、上海演说的中国政府官员，我认识其中一些人，都认为对他们认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一定要到货币里头去寻找原因。所以货币主义有一个概念很简单：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那我们就问货币多了物价才会普遍上涨，为什么货币会多呢？这就涉及到货币是怎么发行的，在这一点上货币主义的传统，认为在这个领域里市场是有一点失灵的，不能要求市场自发的形成一个稳定的、没有通货膨胀效果的货币，一定要有中央货币当局，这也是一个政府机构，在美国叫联储，在中国改革以后叫央行，这都是政府机构，是由政府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政府的官员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是有可能出错的，无论动机如何、愿望如何，而这件事情只要一出错，市场当中的人：家庭、个人、企业、地方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基础信号的歪曲，它会带来很多行为的歪曲和紊乱。所以弗里德曼的主张我们大家读过都知道，他认为有一个叫做货币准则，因为他相信他老师讲的一句话：要让准则、规则高于权威。当一个货币机关成立以后，权力非常大，一定要有些规则来限制这个权力机关行为的范围和方向。当然，弗里德曼提的这个准则很简单，就是正常的经济增长超过5%，那么货币每年增发的量就不能超过这个数，所以他提个一过4%，他甚至提出不要搞什么中央银行了，就搞一个中央计算机系统，让计算机系统每年就给货币增发4%，来保证物价形势的平稳。

当然，在拥护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当中也没有人同意这样的政策见解，因为中央计算机系统也是蛮危险的，万一它当机了怎么办，谁去修，谁决定这个程序？所以最后这个机械设置的机制还是靠人，也许那个时候不是央行行长很厉害，而是中央计算机系统那个电脑工程师就变成最厉害了。所以，这也是不可靠的。

至于弗里德曼当年建议按照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建议仅仅控制量，不要管利率，这个在美国战后的历史上有一任央行行长做的实践，就是70年代，但是那个实践的结果很不妙，使美国的利率涨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从七十年代以后，联储历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里德曼当年不赞成的调控利率，针对银行的利率、市场利率来进行公开市场的操作，以此来调节货币量。这个传统我相信里头还留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传统对人类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提请注意通货膨胀，不能小看这个东西，因为通货膨胀是对所有人财产的剥夺，通货膨胀刚刚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甜美的，刚才有个同学问到，猪肉涨了价，粮食涨了价，农民收入不就高了吗？对的，所有人收入都会因通货膨胀而提高，包括我们教书的时候，我最近在一些商学院任课，收入涨得好高的，但是经济学当中有一个东西要当心：每一个卖家同时都是买家。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你们如果读过杨小凯住过之前写的那本书，就会觉得一个本土成长的经济学家会画出那么怪的图，供应方和需求方是一方，是一个自我拐过的圈，这本书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是没有的。一方叫供，一方叫求，但是在政策实践里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又买又卖，农民卖猪的时候猪价涨他收入高了，他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他要不要买饲料，他要不要买其它的辅助材料？他要不要支付人工？所以，通货膨胀开始是一部分人卖东西变贵了，尤其政府是最高兴的，因为这里头就收了一个通货膨胀税，我们财库这两年这么好，里头有国民经济、有税收政策，也有通货膨胀的贡献，因为我们财政收入是以现价计算。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不警惕、不警觉，通货膨胀会像甜药一样，但是只要货币量供应过大，这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或迟或早，或者以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推迟整个物价上涨水平，而导致整个交易费用的上升，就是我刚才讲的工厂怎么做决定，下一期的生产决定怎么做，紊乱就要开始，而更重要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很糟糕的分配手段。

我最近看一些我们的村庄、集市，猪肉价格一涨，猪肉的消费量就下降，因为农民就减少吃肉的次数，这个看起来没有关系，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收入分期的背景放进去，我们就要非常当心，你看这几年如果你只拿工资吃肉的，以肉为本位算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实际上没有涨多少，但是如果你参与了房地产的投资，参与了股票的投资，这个收入就会涨得非常高。我是不赞成一个社会，特别是转型当中的社会以经济系数来说话的，因为经济系数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一种是生产率贡献运气带来的差距，通货膨胀带来的差距是什么差距？在我看来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因为任何个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是没有办法决定货币的供应量。

当国家看得见的手一定这个量，物价形势发生的变化，而在各个领域变化的程度不同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会因为这个因素大幅度拉开，我们周围找两户人家随便做调查，你还不要看统计数据。03年以后买房子的跟03年以来没有买房子的家庭去做比较，你要算家庭财产他会拉出一个很大的缺口。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贡献，虽然他的政策见解，包括对货币供应量这个理论分析里头还留有大量的问题。

第二个传统可能不那么流行，是同样坚持自由、繁荣这个理念的经济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他们跟弗里德曼一样，认为一个自由繁荣的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要有一个无通货膨胀的货币系统。但是，他们认为市场可以提供这样的货币系统，他们找到了根据或者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金本位，要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

第二个是在这一个学派里头有更往前走的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包括在他的老师米塞斯，他们认为要搞自由银行制度，什么叫自由银行制度？其实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制度，任何一个票号、钱商，可以根据银发票子，你把银子存在我这里我就发一张银票给你。自由银行制度、自由准入、互相竞争，争取声誉，用声誉机制来保证不滥发票子。我第一次读这个我都觉得难以想象，一个现代社会怎么可以自发呢？谁发票子得行。这也说明二十世纪大政府、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但窒息社会的活力，也会窒息人的想象力。其实倒过去看金本位的时代很长，金本位的时代没有通货膨胀这回事情，因为贵金属的增长量由于它的资源开采技术的限制，它不可能突然上来，它跟现在国家政府大笔一挥可以多印票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文明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就是哈耶克他们想象或者建议的那套制度的原形。当然这个学派也留有大量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家而言，贵金属大量的突然流进流出，它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包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其实都跟白银的流动有某种联系。所以，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会有其它的问题。当然，这一派经济学家也在不断修订他们的认识，比如提出以商品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像我们最近阅读到的，最鲜明有这个主张的就是张五常，他认为人民币要对一种商品的价格挂钩，也就是说一个货币要有一个锚，不能让货币变成无矛的飞弹，这个是理论上的探索。

当然，这两个学派当中都会留下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去扯到这两个学术传统呢？因为我们现在浮到台面的物价指数的上升背后绝不简单，当然，刚才毕主任的分析代表了今天政府的官方的正式分析。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经济现象允许有不同的分析，它可能不仅仅是由于石油或者生猪带来的价格上涨，因为如果是一样商品发生了价格上涨，只要货币总量没有增加，那么这个东西贵了其它东西就会显著下跌。所以，当我们说物价指数，因为物价指数已经做了结构加全处理，很多研究这个领域的行家会懂，中国的物价指数这种设计和统计口径就非常浪费事情，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没有记入指数，比较我们的房，房价是不进去的，进去的是房租的价格，而目前我们市场的房的出租大量是暗下操作，政府收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收集到物价CPI里头的房和住的指数没有完全反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物价指数，你把房放进来看可不是粮食今天涨才涨，我们的物价上涨早就开始了。

提出这样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大的麻烦，我们今天仔细看，我们的货币偏多不是因为中央政府像四十年代老蒋的政府一样，为了打仗滥印票子，最后是一败涂地，我访问过季羡林先生，他说他当学生的时候很幸运，一个月七块大洋生活得很好，等他当教授的时候就惨了，就是因为金元券的通货膨胀，飞涨，工资一个月要分四次拿，拿到就要跑步去买米，跑慢和跑快的米价都不同。教授那个时候全部是写管文章的，不写书的，因为写了文章就发表就领稿费就买米，写书的全部完蛋。这就是当年教授们的生活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因素，80年的中国通货膨胀，8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93年的中国通货膨胀，还都有这个因素。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叫"超经济发行"，就是政府需要了就多发票子，这个因素是朱熔基上台以后，从政策、制度上解决了，不准中央政策再超经济发行。那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物价指数上涨，按照货币主义的分析一定是货币出了问题，那这个过多的货币哪来的？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在座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是大幅度开放的经济。刚才包括深圳市长的讲话，包括毕主任的介绍，全部背景情况，完全跟过去的经济体不同，尤其是深圳市的介绍情况，他讲四个圈，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就说幸亏那三个圈不到深圳的一半，因为那三个圈都跟深圳一样大，中国的出口还要不得了

出口为什么跟国内的货币形势有关系？这是关键问题所在。这里头最重要一条，朱熔基杀住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把人民币和美元一挂，这在当年是挂得非常好的，因为这一挂就把中国自己体内的因素，想滥发票子加了一道保险杠。但是这个货币制度看来遇到了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也是我几位同事的看法。因为我做实际调查做得比较多，你就看两个三角洲，尤其是跑深圳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中以后，出口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就以刚才市长讲到的华为，我也看过好几年，早年中国是没有会造交换机的，全部是进口，然后就仿制，然后自主开发，现在去市场上拿3G定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这就是我们研究生产率和增长率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步好快，我们不是说一个中国工人现在的生产率过于美国工人、德国工人、日本工人，还做不到，但是生产率的变动率、进步率高于它。昨天一个美国工人生产十个单位的东西，中国工人生产一个单位，今天美国工人生产了十一个单位，中国工人生产了2个单位。从增长率来说他是10%，我们是100%。这就是现实。这个现实就带来了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挂钩的汇率反映不了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你本来生产率提高了，你的份额就增加了，你交换别人产品和服务的筹码就增加了，但是挂钩的汇率没有反映这个现实。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低估，低估的结果这是价格原理。只要这个产品服务质量在提高，价格又低估，国外的需求一定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形成了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进入中国，每一块钱进中国的银行全部要八块多钱的人民币付出去，人民币不断地付，就是我们这一波物价普遍上涨的基础。

今年2月份一次报告，央行行长助理易刚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这两年中央银行根本就不是在发票子，这两年中央银行就是在收票子都收不完，当然这个话是形象的讲，它不断要对冲，把商业银行已经发出去的票子收回来，收不干净的部分就会变成市场上的价格形势。这里头也是有货币主义没有研究清楚的问题，当货币总量过多的时候，它怎么传导呢？目前看来，我们当然相信里头有规律，我们试图找到这个规律，但是现在看来是非常难找到，它受到很多供求弹性的影响，还受到很多偶发事件的影响。中国开始从通胀出来的时候开始就在生产领域、投资领域显得过热，这里头最有名的就是当年中央去调控钢铁、电解铝、水泥，然后逐步调查到房地产，开始都认为是这些行业投资偏高、偏热、太猛，但是管理了这几个部门之外，这个巨大的量就会转移，就在体内漫游，然后房地产价格就起来，你就压，房地产价格没有压出名堂，股市又直冲，这里头都有一些实质因素的好的消息导致了这些资产价格的上涨。比如股市的改革从原来是不全流通，变成把这个蔽障打通。它一定有别的因素在里头，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作那块从其它领域赶过来的购买力，货币量开始冲击这个领域。在座各位如果仔细看资产市场，看非正规的，每一样可以投资的东西价格都已经离谱，你看我们搞文物，明清画，当代画家，国际同行都看不清楚，毕加索的画你可以炒，因为他所了，他的画就这么多了。中国现在的钱多到炒活的画家，四十岁的画家的作品可以几千万，这个东西是好大风险的，因为他如果价格一看好拼命画，你怎么办，他可以画五十年哪！但是钱多就不管，现在已经不光是炒当代的名画，开始炒照片，摄影作品可以作为投资对象，如果我们对日常的经济生活，深圳就有一个油画村，你去看看价格，对研究经济的人这是很好的教室、实验室。

这个巨大的力量在今天的年初就开始冲击中国的食品。中国连续四年大丰收，温家宝总理这个班子对农业一直是抓得很紧的，减税、补贴、服务，四年农业生产这么好，食品价格为什么上涨？所以，不要老到生产里头去找物价上涨的原因，这是我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我认为我们过去分析物价形势经常会走到这条歧路上去，生产没有问题，如果农民的预期变了，就今年秋粮来说话，每个农民减少、推迟给你卖粮，你看看这个粮食形势，生产量摆在那里，他不卖给你，他为什么不卖给你？粮食就是农民的投资品，只要是三个月以后价格他期望更好，他干嘛现在卖给你，农村盖了这么多房子，每个农民放几袋粮食，你找都找不着，容易得很，价格一起，市场就会起很大的波浪。

所以，我今天想讲我们要把货币、物价开放，但是这就涉及到汇率了，我们形成了见解包括经济学界主流，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国际名流全部说人民币不能升。相反的意见我到目前为止看到两个，第一个是2003年9月，我的同事宋国青教授就做了一个系统报告，中国通货紧缩之后未来前景怎么样，我们组织过小型的讨论会，也向有关决策会提交过文本，但是看来没有引起注意。这份报告讲得非常清楚的，中国会面临一个通胀的压力，而通胀的根源就是因为汇率的误差。我们不是光替美国人想，好像他在压我们，问题是我们自己摆不摆得平，这个失衡了，因为鸦片战争以来受过很多欺负，所以在国际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有很多情绪，你让我升我就不升，年轻人都有些义气，我们要从自己利益出发分析问题，大国就是先把自己问题想清楚，这方面美国是榜样，他需要躺下就躺下，这么大个国家，美元这么疲软，他才不管对你的影响呢，他就把自己摆平，因为个子大的家伙自己站不住谁也帮不上，你帮谁谁就倒霉。中国应该把这个逻辑想清楚，我们人民币汇率上来，出口部门会有压力，但是我们做过第一线调查的会知道，我们的厂商叫是叫，做是做，他会叫，你升值了，因为政府在升值，但是他会调整，出口下来进口就上来了，内需就上来了，我不大同意现在说国内什么内需投资太热，我不同意，我不是短期不同意，我是长期不同意。你去世界各国走走，中国投资怎么会热，中国投资早着呢！美国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用掉100亿吨钢，中国从86年到现在用掉30亿吨钢，中国人口是美国好的几倍，中国得好好投，投个几十年，问题是总需求怎么办。出口这么大，出口不想调整它，只好压国内投资，只好要国内消费，所以内需喊了多少年。

汇率问题的误差，我所知道北京的学者一个宋国青，一个就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其他人多数都是不同意见。没有关系，经济学上的是非不数人头的，有可能多数人对，有可能少数人对，但是我认为都应该检验，如果预言的效果出来了，你去读宋国清教授2002年的汇报。现在通胀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检验我们当时的推断？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我们的经济学学风发表一点批评意见，我们中国这么大，转型当中当然要政府的领导，政府的政策非常重要，但是我不认为因为今天局面这么复杂，不能说政府任何动作我们学术界就说他做得不可能再好，我们仅仅就是喊好，我们仅仅就论证这个政策就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认为这不是对国民经济负责的态度。

所以，要讲清楚不是今天政府机会主义乱发票子导致的通货膨胀，中国今天通货膨胀讲到底是好出来的。改革开放学习成本降低，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学习曲线上升，凝结到一点，就是生产率的提高率增加了。我们现在是认识、机制、体制适应不了这么一个成就。现在的矛盾在我看来就这个矛盾。所以它跟我们93年以前的通胀情况不同。93年叫全力贷款，任何有点关系给银行行长搞掂，贷款就出来的，根本没有中央银行，根本就是滥发票子。朱熔基把这个口子断掉，货币供应量一但管住，当年官方报答的27%第二年降到10%，第三年降到2%以内。今天我们总体来说不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不敢打包票商业银行的每笔贷款都贷对了，但整体而言，是我们这么一个强大的生产力的增长率，我们跟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洲经济发生了失衡，这个事情躲不过去的，我们15000亿的美元储备，现在讲起来还是认为很大的成就，是成就，但是大家注意温家宝总理这次在新加坡的讲话，说他觉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压力，什么道理呀？因为美元如果疲软的话我们15000亿的外汇资产，里面相当的比例是美元资产，我们天天在损失。你想想看，这是中国人的财产，天天在那里贬，人民币就按现在慢慢升，美元资产就相对贬了4-5%，所以央行行长很策略，成思危委员长说要改思路，所以到纽约去宣布，说我们是最希望美元，是强势美元的，这是为中国利益打算盘，问题是你让他强势他就强势吗？你看他的储贷危机，美元的强势不是说马上强势起来，我们这么多资源放在国外，然后要承受贬值，我们国内投资要压，房地产要压，我们很多在校学生找工作都困难，这个东西明显是加不起来的嘛，明显是可以通过经济理念的调整、政策的研究、运输条件的研究，可以来改善的嘛。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通常也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我引起对这个领域的注意，一个切入点就是制度成本。货币没有他用，这是张五常强调得非常好的，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我这两年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由于汇率和货币机制不对头，整个社会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的制度成本又重新上升。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府行政的管制措施出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多，调查组、审查组、办案组，然后利用到卫星照片各种手段，然后各种各样的审批条款，我们去掉一批又上来一批。我是80年到杜润生先生那里参加中国经济调查研究，第一次是到看守所做经济调查，因为看守所里面关着铁粉的老板叫戴国芳，主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上那么大一个项目，微观上怎么想的，怎么跟宏观形势就冲突了。现在倒过来看，整体货币形势的不稳会给很多市场当中的人在微观上有可能带来无妄之灾，微观上他那个项目我到今天也是这句话，我自己写过文章，所以我也不怕媒体报道，我不认为他的微观决策投资是错的，2002年上那个钢铁项目一点错都没有，至于土地违规，把一个大项目分成几个小项目报，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从经济看，上这个项目就拿今天钢铁市场的价格看，戴国芳那个项目是可以投资回来的，最后差不多是家破人亡，人现在还关在看守所，既不判，也不说无罪，也不放，这就是我们转型当中的现实。

虽然我们的《宪法》已经写上要保护私人财产，国务院发了"36条"，但是有时候宏观形势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治国理念还是牺牲小的服从大局，我们还做不到保护每个人的合法利益才能保护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我们一时半会儿做不过去。所以我最近老跟企业家讲，中国的企业家在转型时期要有一点宏观意识，我们虽然鼓励你专业的在你的领域里好好工作，可是如果你对大气候变动失衡了，没有敏感的话，它会影响很多公司的命运，影响很多员工的命运。话说回来，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能够对这个经济增长、改革发展，刚才田国强讲的大番话，我们唯一能做贡献的不是靠我们的愿望，是靠我们对知识的探索，这个知识的探索永远是没有止境的。货币主义的两个传统就像我所知道的一样，到今天还留下很多重大的课题，如果放在开放的情况下，未来的货币制度、汇率制度怎么定可以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长期平稳的发展，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轻人是应该至少一部分立志往这方面做点研究，因为现在货币现象公认是复杂的，你说QQ，QQ系统里的Q币，到底算M3还是算M4？你不要笑，这可能是大现象。

我们的货币已经不是前辈们研究过的货币了。所以，这个领域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我想我们关心当前的实际政策问题，有国务院、有政府各个部委、当前的政策，我们相信他们会很好的处理。但是作为学界应该积累相应的知识，对这个过程作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各位！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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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其仁的说法，我并不完全同意。比如，对于人民币币值问题，是不是应该加快、甚至一次性升值到位，有着太多的说辞与建议。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相关意见，都还是局限于经济学本身的范围内。这恰恰是现如今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实际上，类似樊纲所谓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在根本上，至少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来不存在什么单纯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到了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先易后难的顺序已经到了尽头，无法从纯经济层面入手解决任何问题，本届委府亲政后，向旧制度回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的消息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新医改方案将于3月份公布。而对于这种医改，坊间认为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显然，这已经远远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事情了。因此，类似通胀治理的经济学视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周其仁及其赞同者们给出的药方，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的泛泛而谈意味了。

不过，我认为，他、以及宋国清，至少比高辉清们那样的委府供养的文人（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在与我聊天时，将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作政策经济学家、学院经济学家和商业经济学家，他自认为属于后者）要来得客观中立得多。

（我提及的这几位，都能够收到我每天一篇的如此文字；其中，有些则是参与过我的节目。如果说法有何冒犯，涵养则个。）

与委府御用文人们的粉饰太平不同，委府倒是将通货膨胀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当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今年没几天，委府在对通胀出重拳方面毫不吝啬。央行在刚刚进入今年，就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试图抑制每年开始之际信贷大干快上的情势，使得经济保持平稳，此举被坊间讥笑为贼走关门；国家发改委采取了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规定这能涨那不能涨，被官民对立背景下的民间指责为行政干预力度加大，使得2002年新一届委府亲权后所表现出来的类似颁行《行政许可法》等限制权力的进程严重受阻、并有倒退回1978年之前的体制的态势。

王力雄认为，本届委府在理论上的毫无创造性，使得其不得不借助毛泽东的既成框架，来为自身提供合法性支撑。

而这也是现如今民间广泛流传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被默许的大背景。

国家发改委对价格采取临时干预措施，更是引发了企业界的极大反弹。如果说，改革开放到了现在，企业连自身产品定价权都要被剥夺或者收回，那么也就别谈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二者的结合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吧。

因此，当局不得不臊么搭眼地出来进行表白。今天网上看到，新华网消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曹长庆17日说，随着国家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应，临时价格干预等一系列经济、法律措施开始发挥作用，发展改革委"有决心、有信心"遏制价格过快上涨等价格违规行为。

这种官员的胡说八道，咱们听得太多了不是？奶奶的，周边物价已经失控，官员们还人模狗样地歌舞升平呢，号称可以遏制价格违规行为。

牛皮吹得太大了吧。谁要是相信这个，那才是瞎了眼呢。别的不说，最新的消息是，国内房地产价格同比上涨10.5%，使得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拐点之说不攻自破，更是让频频出现的各地房地产价格松动乃至下跌的报道成为滑稽内容，昭示着房地产开发商集体假摔的中国特色制度性骗局；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超过30%，这怎么着也应该与通胀挂其钩来，换言之，高赋税、高收费、高官厚禄、以及高腐败，才是导致通胀的根本原因。老郎（咸平）不是说了嘛，咱们只要消费，就必定为腐败支付不少于20%的成本。就这，发改委能够遏制价格违规？啊呸！

这位脑满肠肥的官员还信誓旦旦地说："对企业的正常提价，在合理的幅度内，我们是不干预的。非法的、不合理的涨价我们是不允许的。对于企业来讲，只要自己约束自己行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是违反国家的规定，想趁机发财，这个是要受到制约的。"

他娘的，这叫什么话？

首先，企业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都是什么狼心狗肺的说辞？众所周知，在现如今中国的责权利结构当中，呈现出上行下效的尴尬模式。人家企业当然会说，让企业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那好，你委府是怎么做的？你是不是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呢？你是不是自觉承担了社会责任了呢？别的不说，至少企业比委府强在，企业还（不得不）依照政策法规行事，还有个被政策法规管束的界线，你委府有吗？连委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责任都推卸得一干二净，遑论什么社会责任了。委府连自己分内的事都不做，却让企业自我约束自觉揽责，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吧？

其次，听起来，这似乎是给企业提价松绑，好像在告诫躁动不安的企业主们，"听我的，没错的"。但是，其中的狼子野心在于，委府从来都没有将企业主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而是被整治修理的对象。换言之，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贫富差距，而是官民对立。越来越多的现实情况表明，委府对富人也实施抢劫。从上海周正毅案件判决时，周正毅怒目圆睁地在案件上写的那两个血淋淋的大字"报复"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中国富人不过是当权者手中的玩偶而已。因此，企业主被绳之以法，那是太稀松平常的勾当了。

再说了，翻翻中国的法律，哪条上有过企业"正常提价"、以及"合理幅度"的规定？什么叫做正常提价？什么叫做合理幅度？正常与不正常的界线在哪里？合理与不合理的门槛在何方？

全都是语焉不详吧。

按理说，对于民间而言，法无禁止就是可行；对于政府（在中国是委府）来说，法无规定就是禁止。可是，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变成了对民间来说，法无规定就是禁止，甚至法有（可行）规定也是禁止（比如公民四权）；而对委府而言，法无禁止就是可行（比如企业提价是不是正常、幅度是不是合理的裁定），以及法有禁止也是可行（比如剥夺公民四权、苛捐杂税、等等）。

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是个看上去不错的家伙吧？但是，在现如今无官不贪的情况下，连这也变成了委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举措了。具体而论，既然法律没有规定什么是企业提价的正常和幅度合理，那么就完全取决于委府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见风使舵了，换言之，委府给自己设定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套用那个老生常谈是怎么说来着？说你正常你就正常，不正常也正常，说你不正常你就不正常，正常也不正常。同理，提价在合理幅度也可以以此类推。

于是乎，治理通胀也就变成了又一次的洗劫国民财富。

对此，咱们除了对现如今贪官污吏们将所有改革都沦为委府作为强势利益集团对由于强取豪夺而致使越来越多的人贫困化而变成弱势群体的几乎全体国民的新一轮的劫掠在制度设计与供给方面的丰富想象力和异想天开的本事叹为观止之外，还能够做什么呢？恐怕只有忍气吞声老老实实掏腰包的份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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