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国际华语广播

1966年杀人如麻的“红八月”，在北京西四六合胡同6号院，发生了一起一夜打死两人的惨剧。院子里有李姓和王姓两家的两位老人，他们平时很要好。李姓老人有亲戚在日本，亲戚送给了他一台日本产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傍晚，两位老人吃过晚饭就在一起收听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没承想这引来了杀身之祸。有人告发他们“偷听敌台广播”，招引来一群北京41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用沾水的藤条抽打老人，进行彻夜的酷刑审问。老人的哀号声旁边的院落都听得真楚。到清晨，两位老人的叫声渐渐变小，最后全都断了气。

在大陆，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收听国际华语广播而惨遭厄运。这一数字一定是非常惊人的。二战时，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也禁止被占领国的人民收听BBC，那是在战争状态。中共是在和平时期，对所有已知的所谓收听“敌台广播”的人，进行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追求真实是人的天性，这是无论怎样的虐杀也压止不了的。毛泽东死后，人们收听美国之音、 BBC，成了半公开的秘密，官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默认，是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

大陆民众收听美国之音，在1989年春夏之交民主运动时达到高潮。在北京，那时去串门，很容易就会发现主人收听美国之音。人们在工作单位，谈论着从美国之音获得的消息。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一边学生在绝食，另一边北京市民们围坐个大圈，中心放着台大型的收录两用机，放大音量，在播送美国之音的新闻。那么多人毫无顾忌地在天安门广场“聚众”收听美国之音，真是一道难忘的风景。不远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若地下有灵，听到人们在他老人家耳朵边吹放美国之音，一定又会被气死一回。

信息传播是流动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影响，最经典的范例是1989年6月2日。6月2日以前，戒严大军被学生市民严严实实挡在了城外。6月2日晚，人们发现有三三两两，一帮一伙，穿便装的可疑人员，从各条街道向长安街渗透。突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涌向长安街及邻近街道，把便装的戒严大兵分割包围，统统赶出长安街。问那些男女老少，是怎么知道戒严部队偷袭进城的？大都说是听了美国之音。真实的信息传播，成了颠覆谎言，鼓动千军万马的力量。美国之音在大陆民众中建立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凸显出来。戒严大兵，像没有得逞的、被抓破脸的强奸犯（强奸民意），斯文扫地。

1989 年6月4日上午11时，大屠杀已经结束，长安街阳光普照。戒严部队在长安街历史博物馆北门靠东的位置，设了一道警戒线，大兵们成散兵线卧倒，以交通水泥隔离墩为依托，持自动步枪向外瞄准。有一条无形的红线在枪手的掌控中，谁靠近了便被一枪打倒。这时，我看到有个高个子男老外，骑着自行车，双腿点地往前蹭。我脑袋一热也骑车跟了上去，紧贴在老外的身后，一点一点往警戒线靠近。我想，你要开枪得先打死老外才轮到我。老外身上的气味我都闻得到。我顺着老外的肩膀上望过去，在枪手的后面，有两个当官的，一脚踩在清理出的障碍堆弯曲的铁条上，领口解开，钢盔闪亮，脸色黝黑，大口抽着烟，得意地狞笑着，露出一口白牙。这形象我在哪儿见过？猛然想起来，电影里的日本鬼子。

这时，我们后面的人群大声喊，快回来，危险！很显然，也就是因为有个老外，大兵们才没开枪。这个老外不慌不忙地后撤，拐进南池子（大街）里去了。我也顺势跟了过去。南池子大街的老百姓，一看来了个老外，呼拉一下就围了上来。这个时候能在这里的老外，只有新闻记者！这个老外说中国话，说他是美国记者。他的中国话并不很棒；有的外国人，一张嘴满嘴“京片子”，吓人一跳。这时我冒出一个想法，我老收听美国之音，却从没见过美国记者在现场采访，我得跟着他，看看他的采访和报道有没有出入。老百姓激动地向美国记者哭诉着，有个看来文化不高，穿着和尚领大背心的大老娘们，使劲拍着美国记者的手，要他转告布什总统，快派联合国军来消灭戒严部队。这个美国记者拿个本记着，一路采访，穿出南池子大街，到了北海前门。这时，我看有跟着的人像是便衣（特务），我怕了，别给自己惹事，我打道回府了。

很快，美国之音就播出了这个记者写的新闻报道，完全令我信服。连那个穿和尚领大背心的大老娘们的话也写进去了。我亲眼看到了美国记者为了新闻的真实性，所具有的献身精神。大约一、两年后，我在朋友家偶然看到一本书，两个美国人合写的，作者的中文名字是纪思道和伍洁芳。写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书的扉页上，有作者夫妇的彩色照片。我一看，呦，原来是他，六四时我跟着的那个骑自行车采访的美国记者。纪思道因为对1989年中国事件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

我最喜欢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两个不同观点的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尤其喜欢听胡平先生手执逻辑的小鞭子，轻轻抽打那些大陆访美的体制内御用学者，把对方“党文化”的思想迅速解体、分类、清扫。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曹长青机关枪似的语速，和嫉恶如仇的鲜明观点，令人如痛饮了一杯烧酒。美国之音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是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真实情况的十分重要的渠道。因为蓝绿两营，各说各话，大陆媒体又把台湾问题搅成一片混水，所以，有一条客观、清晰、醒目的渠道非常重要。

中国大陆的听众，与美国之音一起成长，理论见识不断深化，审美情趣不断提升。美国之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如，为了找“平衡”，《时事大家谈》最常见到的嘉宾是孟X、李X、高X，这些人一张嘴就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想一想吧，大陆人对身边的党八股唯恐避之不及，若是从千万里之外，出口转内销，会是什么感觉？这些人的到来，是把清楚的问题弄糊涂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最让我不解的是，在我印象中，美国之音好像从来也没有请过辛灏年做嘉宾，而《谁是新中国》，已经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之音对法轮功问题的报道远远不够，在这一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是缺席者。及至2005年初，我听到美国之音在播报新闻时，称“一个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它都不愿说出大纪元媒体的名字，使听众好像在参加化妆舞会，还得猜面具后面的是谁。当然，美国之音还承担着《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因为在大陆，没人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社论，只有经过美国之音的报道，国内才有人重视。

几年前，我在大陆《强国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为什么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越来越少》。看到标题我就乐了，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要有新闻封锁，收听美国之音的人就只多不少。我都能估计到，这种文章，一定是中宣部那帮人弄出来的，表现出他们的无奈、无力和无趣。既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还动用庞大的国家资源实施干扰？有一回，中国驻美大使馆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员宋先生到美国之音做客，并参加现场“与美国对话”节目。一位大陆的听众打进电话问宋先生：“既然您也到美国之音做客，并回答听众提问，说明美国之音是友台不是敌台，可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干扰美国之音”？并通过电话把收音机的干扰声传了回来。宋先生一时支支唔唔答不上来，可以想象他的窘态有多么难堪。中共的做法，使中共的外交官在道义上、道德上，见人矮三分。

我与自由亚洲电台

1996 年8月初，我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BC展台上，同BBC中文部的任雁辉先生聊天，他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快开播了”。早就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撰文指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办‘自由亚洲电台’”。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问任雁辉先生自由亚洲电台具体的开播时间，他也不清楚。

打这以后，我在收听短波国际华语广播时，就有意识地找一找，希望能发现 “新大陆”。1996年9月30日，早晨7点钟，我躺在床上调弄收音机，当我调到短波22米的位置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这是我台对中国大陆的首次播音”。声音清晰、纯净，没有一丝干扰，仿佛天籁之音。女播音员声音清亮，男播音员音色浑厚，女播音员是李亚，男播音员是鲁南。一股欣喜涌上心头，我捧着半导体收音机静静地听，自由亚洲电台播出了半小时的节目，新闻中有魏京生的消息，后15分钟重播前15分钟的内容。最后播出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联系地址：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

听完广播，7点30分，我随手撕下了床头活页夹上的一张小活页纸，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收听效果和祝福的话，并署上了我的真名。从我家到东四邮局只有5分钟的路程，邮局8点30分营业。我等在邮局门口，邮局一开门，我第一个走进邮局，买了寄往香港的航空信封，抬头写的是：李亚小姐收。也就是说，在自由亚洲电台首次开播1小时后，来自中国大陆听众的信，已寄往自由亚洲电台香港邮政信箱。我想，这是第一封中国大陆听众寄给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来信，它虽然文字不多，纸页很小，但满含了感动、感怀和感激。自由亚洲电台的诞生是在创造历史，作为一种互动，我也在创造历史，我为自已创造的“第一”而感到欣慰。我希望自己的信能打了一个“时间差”，躲过“黑手”的阻截，平安飞抵大洋彼岸。

1997年，自由亚洲电台谷纪柔小姐到香港采访香港回归。自由亚洲电台首次在香港设立了听众热线电话，记得热线开通时间是在傍晚，我想，我还要做第一个打听众热线的人。热线开通整点，我就拨通了电话，那边有人接起来，突然，我妈妈进屋了，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把电话挂上了。妈妈是离休老干部，反对我听国外广播，更不用说打电话了。妈妈文革时下放到工厂，常给我讲工厂里的一件事。有个青年工人，听国外广播（无非就是VOA、BBC）听得入了迷，就给“敌台”写信。很快就被公安局发现，找到厂里来，判了3年劳教。3年后人出来时，已经精神失常了。这件事，妈妈跟我说了无数遍，可每回说起来，都好像在说刚发生的事那么认真。但我把这全当成了耳旁风。一个在铁屋子里看到一角蓝天的人，怎么可能再闭上眼睛。

自由亚洲电台开播至今，其内容之丰富，节目之精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无数人在强大的干扰声中，彻夜地收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儿还有这样的事？采访“右派活化石”林希翎的系列节目，每一次我都是含着热泪听完的，使我感动，引我深思。林希翎被关押后，刘少奇在“五一”节上问罗瑞卿：听说林希翎还不老实？罗瑞卿说：我来教育她。回去就给弱女子林希翎戴了反铐。我看过罗瑞卿被抬在筐里批斗的情景，也读过罗点点回忆父亲的血泪文章。可罗瑞卿对待其他无辜者更残酷更没人性。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文胆姚文元的一段话，他在评论《白毛女》时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不对，是新社会把鬼变成兽。鬼还好，只吓唬人，不吃人。而一旦成为兽，就一定要吃人的。

广播的最高境界是闻其声如见其人，经年累月久久难忘。谷纪柔采访陆铿－－真是一次难忘的广播享受。问的精彩，答得幽默；一问一答，段段出彩。把我听得如醉如痴。人只有在思想冲破牢笼，像鸟儿自由飞翔，才能撞击出如此的五彩七色，让我也感受到自由的心灵。听国际广播，是要听我看不到的。黄翔的诗，大陆看不到，自由亚洲电台朗诵给我们听。郑义的新书，大陆看不到，自由亚洲电台播送给我们听。听自由亚洲电台，还有一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和快感。

由于大陆人在中共统治下从小接受的是谎言教育。长大以后，要通过各种途径如读禁书、老人回忆，口述历史，上网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清楚记得在我知道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多么吃惊；马上发问：给我们灌输的历史还有多少谎言？在这一廓清历史的“再教育”过程中，国际华语广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自由亚洲电台是做得最好的，可以说是功德无量。要知道，在大陆，所有媒体都被党控制，根本没有管道去讲述真实的历史。我认识一位91岁的黄埔老人石怀瑜，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他拖着病体写成了一篇《南京保卫战》，但在国内根本没有媒体给他发声。在他重病时，他的文章在海外杂志发表了，临终前，他说他只想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大陆有两份有名的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中流》杂志停刊前曾发过一篇长文评论自由亚洲电台。用文革笔法大点名、大批判，各主持人都逐一点到，细到连经常给《听众热线》打电话的大陆听众都上榜。说是“韦廉培养的反共分子”。通篇都是谩骂。问题就怕具体，你具体说出自由亚洲电台哪个报道不真实，是“造谣散谣”，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摘都没有。这些“党棍”们，不敢面对现实，诚实地讨论问题，他们丧失了最后的思辩勇气。既使这样的文章，在中共的媒体上也十分罕见，因为中共宣传大员们知道， “骂谁捧谁”“越骂越有名”，等于为自由亚洲电台打广告呢。

听广播本是文明世界里一件很惬意寻常的事。它太方便了，做着饭，干着家务，拖着地就听了，什么都不耽误，毫不分心。但收听自由亚洲电台，非得有一股“头悬梁、锥刺骨”的自虐精神不可。强大的干扰，与时俱进，自由亚洲电台主持人的声音，与狼共舞。真是一个充满嘶声的战场。1998发大水那年，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夜间节目结束后，开始一遍遍播放《黄河大合唱》，窜台干扰自由亚洲电台的播音。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本来《黄河大合唱》是我喜欢的曲子，经此一折腾，我再也不听《黄河大合唱》了，看见“黄”字就反胃。有一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名主持到《强国论坛》做嘉宾，很是热情，有问必答。我问：“能不能把干扰自由亚洲电台的曲子，每天换换样，别老是《黄河大合唱》好不好？”对方不回答。这两年，干扰的曲子改成了民乐锣鼓点，我想，又有多少听众该远离民乐了。

近来，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要做负责任的政府。他们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在干着违背世界文明，干扰国际广播的原始罪恶。中国政府违背了三大国际人权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电信公约》。同时，干扰国际广播还符合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手段的暴力性、目标的无辜性和目的的政治性。干扰国际广播属于非暴力恐怖主义。

克林顿总统任内，干了两件事，使海峡两岸人民长期受益。这就是批准创办自由亚洲电台，在96年台海导弹危机时派出特混舰队。民主与和平，这两件事的意义，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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