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国际华语广播

关于美国之音

1966年杀人如麻的“红八月”,在北京西四六合胡同6号院,发生了一起一夜打死两人的惨剧。院子里有李姓和王姓两家的两位老人,他们平时很要好。李姓老人有亲戚在日本,亲戚送给了他一台日本产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傍晚,两位老人吃过晚饭就在一起收听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没承想这引来了杀身之祸。有人告发他们“偷听敌台广播”,招引来一群北京41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用沾水的藤条抽打老人,进行彻夜的酷刑审问。老人的哀号声旁边的院落都听得真楚。到清晨,两位老人的叫声渐渐变小,最后全都断了气。

在大陆,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收听国际华语广播而惨遭厄运。这一数字一定是非常惊人的。二战时,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也禁止被占领国的人民收听BBC,那是在战争状态。中共是在和平时期,对所有已知的所谓收听“敌台广播”的人,进行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追求真实是人的天性,这是无论怎样的虐杀也压止不了的。毛泽东死后,人们收听美国之音、 BBC,成了半公开的秘密,官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默认,是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

大陆民众收听美国之音,在1989年春夏之交民主运动时达到高潮。在北京,那时去串门,很容易就会发现主人收听美国之音。人们在工作单位,谈论着从美国之音获得的消息。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一边学生在绝食,另一边北京市民们围坐个大圈,中心放着台大型的收录两用机,放大音量,在播送美国之音的新闻。那么多人毫无顾忌地在天安门广场“聚众”收听美国之音,真是一道难忘的风景。不远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若地下有灵,听到人们在他老人家耳朵边吹放美国之音,一定又会被气死一回。

信息传播是流动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影响,最经典的范例是1989年6月2日。6月2日以前,戒严大军被学生市民严严实实挡在了城外。6月2日晚,人们发现有三三两两,一帮一伙,穿便装的可疑人员,从各条街道向长安街渗透。突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涌向长安街及邻近街道,把便装的戒严大兵分割包围,统统赶出长安街。问那些男女老少,是怎么知道戒严部队偷袭进城的?大都说是听了美国之音。真实的信息传播,成了颠覆谎言,鼓动千军万马的力量。美国之音在大陆民众中建立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凸显出来。戒严大兵,像没有得逞的、被抓破脸的强奸犯(强奸民意),斯文扫地。

1989 年6月4日上午11时,大屠杀已经结束,长安街阳光普照。戒严部队在长安街历史博物馆北门靠东的位置,设了一道警戒线,大兵们成散兵线卧倒,以交通水泥隔离墩为依托,持自动步枪向外瞄准。有一条无形的红线在枪手的掌控中,谁靠近了便被一枪打倒。这时,我看到有个高个子男老外,骑着自行车,双腿点地往前蹭。我脑袋一热也骑车跟了上去,紧贴在老外的身后,一点一点往警戒线靠近。我想,你要开枪得先打死老外才轮到我。老外身上的气味我都闻得到。我顺着老外的肩膀上望过去,在枪手的后面,有两个当官的,一脚踩在清理出的障碍堆弯曲的铁条上,领口解开,钢盔闪亮,脸色黝黑,大口抽着烟,得意地狞笑着,露出一口白牙。这形象我在哪儿见过?猛然想起来,电影里的日本鬼子。

这时,我们后面的人群大声喊,快回来,危险!很显然,也就是因为有个老外,大兵们才没开枪。这个老外不慌不忙地后撤,拐进南池子(大街)里去了。我也顺势跟了过去。南池子大街的老百姓,一看来了个老外,呼拉一下就围了上来。这个时候能在这里的老外,只有新闻记者!这个老外说中国话,说他是美国记者。他的中国话并不很棒;有的外国人,一张嘴满嘴“京片子”,吓人一跳。这时我冒出一个想法,我老收听美国之音,却从没见过美国记者在现场采访,我得跟着他,看看他的采访和报道有没有出入。老百姓激动地向美国记者哭诉着,有个看来文化不高,穿着和尚领大背心的大老娘们,使劲拍着美国记者的手,要他转告布什总统,快派联合国军来消灭戒严部队。这个美国记者拿个本记着,一路采访,穿出南池子大街,到了北海前门。这时,我看有跟着的人像是便衣(特务),我怕了,别给自己惹事,我打道回府了。

很快,美国之音就播出了这个记者写的新闻报道,完全令我信服。连那个穿和尚领大背心的大老娘们的话也写进去了。我亲眼看到了美国记者为了新闻的真实性,所具有的献身精神。大约一、两年后,我在朋友家偶然看到一本书,两个美国人合写的,作者的中文名字是纪思道和伍洁芳。写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书的扉页上,有作者夫妇的彩色照片。我一看,呦,原来是他,六四时我跟着的那个骑自行车采访的美国记者。纪思道因为对1989年中国事件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

我最喜欢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两个不同观点的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尤其喜欢听胡平先生手执逻辑的小鞭子,轻轻抽打那些大陆访美的体制内御用学者,把对方“党文化”的思想迅速解体、分类、清扫。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曹长青机关枪似的语速,和嫉恶如仇的鲜明观点,令人如痛饮了一杯烧酒。美国之音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是大陆民众了解台湾真实情况的十分重要的渠道。因为蓝绿两营,各说各话,大陆媒体又把台湾问题搅成一片混水,所以,有一条客观、清晰、醒目的渠道非常重要。

中国大陆的听众,与美国之音一起成长,理论见识不断深化,审美情趣不断提升。美国之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如,为了找“平衡”,《时事大家谈》最常见到的嘉宾是孟X、李X、高X,这些人一张嘴就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想一想吧,大陆人对身边的党八股唯恐避之不及,若是从千万里之外,出口转内销,会是什么感觉?这些人的到来,是把清楚的问题弄糊涂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最让我不解的是,在我印象中,美国之音好像从来也没有请过辛灏年做嘉宾,而《谁是新中国》,已经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之音对法轮功问题的报道远远不够,在这一历史的重大事件上,是缺席者。及至2005年初,我听到美国之音在播报新闻时,称“一个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它都不愿说出大纪元媒体的名字,使听众好像在参加化妆舞会,还得猜面具后面的是谁。当然,美国之音还承担着《人民日报》的“喉舌”作用,因为在大陆,没人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社论,只有经过美国之音的报道,国内才有人重视。

几年前,我在大陆《强国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为什么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越来越少》。看到标题我就乐了,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要有新闻封锁,收听美国之音的人就只多不少。我都能估计到,这种文章,一定是中宣部那帮人弄出来的,表现出他们的无奈、无力和无趣。既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还动用庞大的国家资源实施干扰?有一回,中国驻美大使馆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员宋先生到美国之音做客,并参加现场“与美国对话”节目。一位大陆的听众打进电话问宋先生:“既然您也到美国之音做客,并回答听众提问,说明美国之音是友台不是敌台,可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干扰美国之音”?并通过电话把收音机的干扰声传了回来。宋先生一时支支唔唔答不上来,可以想象他的窘态有多么难堪。中共的做法,使中共的外交官在道义上、道德上,见人矮三分。

我与自由亚洲电台

1996 年8月初,我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BC展台上,同BBC中文部的任雁辉先生聊天,他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快开播了”。早就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设立“自由亚洲电台”的议案,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撰文指出:“我们将把自由的消息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将办‘自由亚洲电台’”。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问任雁辉先生自由亚洲电台具体的开播时间,他也不清楚。

打这以后,我在收听短波国际华语广播时,就有意识地找一找,希望能发现 “新大陆”。1996年9月30日,早晨7点钟,我躺在床上调弄收音机,当我调到短波22米的位置时,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这是我台对中国大陆的首次播音”。声音清晰、纯净,没有一丝干扰,仿佛天籁之音。女播音员声音清亮,男播音员音色浑厚,女播音员是李亚,男播音员是鲁南。一股欣喜涌上心头,我捧着半导体收音机静静地听,自由亚洲电台播出了半小时的节目,新闻中有魏京生的消息,后15分钟重播前15分钟的内容。最后播出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联系地址: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

听完广播,7点30分,我随手撕下了床头活页夹上的一张小活页纸,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收听效果和祝福的话,并署上了我的真名。从我家到东四邮局只有5分钟的路程,邮局8点30分营业。我等在邮局门口,邮局一开门,我第一个走进邮局,买了寄往香港的航空信封,抬头写的是:李亚小姐收。也就是说,在自由亚洲电台首次开播1小时后,来自中国大陆听众的信,已寄往自由亚洲电台香港邮政信箱。我想,这是第一封中国大陆听众寄给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来信,它虽然文字不多,纸页很小,但满含了感动、感怀和感激。自由亚洲电台的诞生是在创造历史,作为一种互动,我也在创造历史,我为自已创造的“第一”而感到欣慰。我希望自己的信能打了一个“时间差”,躲过“黑手”的阻截,平安飞抵大洋彼岸。

1997年,自由亚洲电台谷纪柔小姐到香港采访香港回归。自由亚洲电台首次在香港设立了听众热线电话,记得热线开通时间是在傍晚,我想,我还要做第一个打听众热线的人。热线开通整点,我就拨通了电话,那边有人接起来,突然,我妈妈进屋了,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把电话挂上了。妈妈是离休老干部,反对我听国外广播,更不用说打电话了。妈妈文革时下放到工厂,常给我讲工厂里的一件事。有个青年工人,听国外广播(无非就是VOA、BBC)听得入了迷,就给“敌台”写信。很快就被公安局发现,找到厂里来,判了3年劳教。3年后人出来时,已经精神失常了。这件事,妈妈跟我说了无数遍,可每回说起来,都好像在说刚发生的事那么认真。但我把这全当成了耳旁风。一个在铁屋子里看到一角蓝天的人,怎么可能再闭上眼睛。

自由亚洲电台开播至今,其内容之丰富,节目之精彩,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无数人在强大的干扰声中,彻夜地收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儿还有这样的事?采访“右派活化石”林希翎的系列节目,每一次我都是含着热泪听完的,使我感动,引我深思。林希翎被关押后,刘少奇在“五一”节上问罗瑞卿:听说林希翎还不老实?罗瑞卿说:我来教育她。回去就给弱女子林希翎戴了反铐。我看过罗瑞卿被抬在筐里批斗的情景,也读过罗点点回忆父亲的血泪文章。可罗瑞卿对待其他无辜者更残酷更没人性。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文胆姚文元的一段话,他在评论《白毛女》时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不对,是新社会把鬼变成兽。鬼还好,只吓唬人,不吃人。而一旦成为兽,就一定要吃人的。

广播的最高境界是闻其声如见其人,经年累月久久难忘。谷纪柔采访陆铿--真是一次难忘的广播享受。问的精彩,答得幽默;一问一答,段段出彩。把我听得如醉如痴。人只有在思想冲破牢笼,像鸟儿自由飞翔,才能撞击出如此的五彩七色,让我也感受到自由的心灵。听国际广播,是要听我看不到的。黄翔的诗,大陆看不到,自由亚洲电台朗诵给我们听。郑义的新书,大陆看不到,自由亚洲电台播送给我们听。听自由亚洲电台,还有一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和快感。

由于大陆人在中共统治下从小接受的是谎言教育。长大以后,要通过各种途径如读禁书、老人回忆,口述历史,上网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清楚记得在我知道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多么吃惊;马上发问:给我们灌输的历史还有多少谎言?在这一廓清历史的“再教育”过程中,国际华语广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自由亚洲电台是做得最好的,可以说是功德无量。要知道,在大陆,所有媒体都被党控制,根本没有管道去讲述真实的历史。我认识一位91岁的黄埔老人石怀瑜,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他拖着病体写成了一篇《南京保卫战》,但在国内根本没有媒体给他发声。在他重病时,他的文章在海外杂志发表了,临终前,他说他只想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大陆有两份有名的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中流》杂志停刊前曾发过一篇长文评论自由亚洲电台。用文革笔法大点名、大批判,各主持人都逐一点到,细到连经常给《听众热线》打电话的大陆听众都上榜。说是“韦廉培养的反共分子”。通篇都是谩骂。问题就怕具体,你具体说出自由亚洲电台哪个报道不真实,是“造谣散谣”,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摘都没有。这些“党棍”们,不敢面对现实,诚实地讨论问题,他们丧失了最后的思辩勇气。既使这样的文章,在中共的媒体上也十分罕见,因为中共宣传大员们知道, “骂谁捧谁”“越骂越有名”,等于为自由亚洲电台打广告呢。

听广播本是文明世界里一件很惬意寻常的事。它太方便了,做着饭,干着家务,拖着地就听了,什么都不耽误,毫不分心。但收听自由亚洲电台,非得有一股“头悬梁、锥刺骨”的自虐精神不可。强大的干扰,与时俱进,自由亚洲电台主持人的声音,与狼共舞。真是一个充满嘶声的战场。1998发大水那年,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夜间节目结束后,开始一遍遍播放《黄河大合唱》,窜台干扰自由亚洲电台的播音。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本来《黄河大合唱》是我喜欢的曲子,经此一折腾,我再也不听《黄河大合唱》了,看见“黄”字就反胃。有一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名主持到《强国论坛》做嘉宾,很是热情,有问必答。我问:“能不能把干扰自由亚洲电台的曲子,每天换换样,别老是《黄河大合唱》好不好?”对方不回答。这两年,干扰的曲子改成了民乐锣鼓点,我想,又有多少听众该远离民乐了。

近来,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要做负责任的政府。他们说这种话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还在干着违背世界文明,干扰国际广播的原始罪恶。中国政府违背了三大国际人权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电信公约》。同时,干扰国际广播还符合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手段的暴力性、目标的无辜性和目的的政治性。干扰国际广播属于非暴力恐怖主义。

克林顿总统任内,干了两件事,使海峡两岸人民长期受益。这就是批准创办自由亚洲电台,在96年台海导弹危机时派出特混舰队。民主与和平,这两件事的意义,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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