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激进吗？答案显然是不。假如我们将他的行为放在当代社会的历次抗暴运动中去做比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算激进。不过，相对于多数国人来说，他也许是“激进”者。然而，中国社会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带有极强的理性色彩的“激进”。过去那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份子说暴力太激进，后来又说革命太激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革命，再后来他们又说举行大规模群体抗争如游行集会等也太激进，还有人说上访是不巡法律途径也算太激进，甚至还有民运人士批评结社组党太激进，工运人士批评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太激进，如今连在家里进行有限度的接力绝食也被那些人扣上激进和不负责任的帽子。
我不知道什么才算不激进，难道只有请愿上书不激进吗？他们没看见过去十几年有多少请愿上书的人被抓吗？他们看见过去十几年有哪一次上请愿上书成功过吗？既然从来没有成功，你们这样做所为何来？给全体国民树立榜样，什么榜样？捍卫尊严的榜样还是甘当顺民的榜样？坦率地说，上书请愿是过去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做法，就像过去击鼓申冤，那是臣民与主子之间玩的游戏。有些人如今还乐此不倦，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它的荒谬，还以此为理性的象征，并用它来诋毁一切现代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
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当然，民主国家也有上书请愿活动，但是，没有人会仅仅停留在上书请愿上。当代社会最常用的维权手段就是集会游行和罢工。正所谓先礼后兵。美国总统布什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二战后全世界只有二十五个民主国家，如今已经有一百二十二个国家走向民主化；全世界大多数人已经享有自由和民主，而我们十几亿中国人却仍然生活在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不仅如此，无论是从自由化程度还是民主化程度，我们都是专制国家中的专制国家。难道我们还没有理由更“激进”一点吗？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马丁.路德.金还号召民众展开坐牢和抗法运动呢！难道当时的美国社会比中国更需要激进手段来促进改变吗？难道美国的法律比中国的法律更没有正义吗？
这些批评高智晟太激进的人所列出的另一条理由就更加荒谬：他们说，如果再发生六四镇压，“我们怎么向那些受害者的母亲和妻子交待？”这话听起来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一个用来讽刺一个人不讲道理的故事一样：从前有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被人强暴了，于是有人站出来说，这个女孩子不应该穿得那样漂亮性感，如果她不穿得那样漂亮性感，人家也许就不会强奸她了。问题是，那个少女有权穿得漂亮性感，而那个坏蛋没有权利强奸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成高智晟这次绝食活动也一样，任何人都有通过绝食表达自己强烈不满的权利，但是，任何人无权发动“六四”那样的血腥镇压。如果发生了，我们只能去谴责刽子手，而不能去对被害者说三道四。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可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就是弄不明白。
说到底，批评绝食等非暴力不合作抗争等形式，其实就是要取消一切形式的不合作运动，就是要求大家依中共的眼色行事，继续无条件地做中共的顺民。我敢保证，如果有一天中共说请愿上书不好，就会出现一大堆知识精英们出来为他们论证其正确性，就像去年中共发现上访制度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决定取消上访制度时，顿时涌现出一大堆所谓精英来论证上访制度的不合理性一样。可怜的中国人，我们除了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转以外，还能做什么。因为今天当我们想饿两天肚子来表达一下我们的不满和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时，也有人站出来批评我们不守规矩，不负责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就只能配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吗？
自从八九民运以来，我一直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一定不会是另一场腥风血雨和暴力革命。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如果能是一场和平革命，那将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福份。而一切形式的非暴力抗争相比较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暴力革命都是代价最小的。而那些以理性之名反对各种非暴力不合作抗争活动的人，最终极有可能将中国人再次推向暴力革命的歧途。这就像物理学上的弹簧原理，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因此，我奉劝那些“好心”的人们多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不要将国人推到绝路上去，然后大家来个同归于尽，使中华大地上再次血流成河。
殷鉴不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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