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民主,告别饥荒

朋友家请了一个保姆,宁乡人,娘家就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附近。闲聊时,她时不时讲述一些家史。她出生在49年,作为贫下中农的父母满以为翻身做了共和国的主人,生了她之后又生了两个弟弟和妹妹。吃食堂的时候,她记得是59年,家里六口人有四个住院,因为水肿病,都是饿的。医生问她的父亲,开点什么药呢?她父亲说:多开大米!初听,令人发笑,大米居然成了药?继而,悲从中来,再也笑不出了。她说,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要医生开大米。那时候,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东西。食堂里计划下拨的米通过层层克扣,队长拿点,司务长拿点,会计拿点,到普通人家碗里就只剩下清汤寡水了。一天,她的母亲替孩子们洗衣服被子(因为饥饿,孩子们体虚,晚上老尿床)开会迟到了。队上罚她学习到下午两点才回家。四个孩子早已前胸贴后背,饿得嗷嗷叫。她母亲在米缸里扫了一点点碎米,抓了一大把稻草,切碎,煮成糊糊,孩子们稀里哗啦喝了起来。只有最小的妹妹,那时才四岁,说,吃不下。一顿糊糊就是全天的饭,孩子们只能早早睡觉来抵御肚子饿。凌晨4点钟,她母亲听到小女儿叫妈妈,喊肚子饿。赶忙起来,端出留下的稻草糊糊,小妹妹却不知道吞咽了。天还没亮,四岁的小妹就停止了呼吸。

前两天回老家,与已80多岁的奶奶聊天时,我询问了一下当年闹饥荒的情况,奶奶说,那是蛮困难的。走日本梁子的时候虽然人心惶惶,却很少听说饿死过人,一般白天飞机炸,晚上仍能摸黑下地种田。但那几年太荒唐了,有点粮食也给收走了,每人只分三两谷一天,许多人是靠吃草度过来的,她说,“我们家吃掉的稻草怕有一屋子。”她仍能数出一些饿死的人的名字,补充说他们都是一些饭量大的大汉子,还有些正在发育而又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反正是死了不少人。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数,史学界争论不一,一般在1,000万至5,000万之间。据胡耀邦女儿回忆父亲的回忆录记载:“1960年一年里,全国人口净减1,100万,净增率为-4.57%。”这应该是有所根据的,但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二战期间,德国非正常死亡900万;苏联非正常死亡2,000万;中国8年抗日,非正常死亡3,500万。

回顾整个中国历史,饥荒其实一直未断,根源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汉书‧殇帝本纪》说:“天降灾戾,应政而至……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土改”后,毛泽东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倒行逆施,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招致饿脬遍野。可资对比的是,据曾作“内参报导”的《告别饥饿》一书记述,1947年,毛泽东打内战时,率中央机构300多人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村驻扎了58天,吃粮全由该村17户人家供应,可见储粮之丰。可到1979年,该村农民却再无馀粮剩米,每人口粮全年只百十斤,不到过年就光了,靠糠和谷壳对付到开春。苦菜、苜蓿吃光了就吃树叶,食后粪便带血。一个老汉说:“已经饿了十几年了!饿了十几年又怎样?”

怎么样?穷人依然穿不暖吃不饱,更别说上学和看病。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中国扶贫开发论坛”上透露,我国农村还有2,61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由于专制的苛政总是盘剥穷人,每有天灾,就民不聊生。胡星斗先生说,“没有哪一次饥荒不是发生在专制国度,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饥荒。”(《中国:饥荒之国》)因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主义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生产效率低下、加上虚报浮夸和欺上瞒下,导致信息受阻、民情不通、救援不力等原因而屡屡发生饥荒。而民主制度因民意得以表达、信息畅通、权力受到监控和人权受到尊重,即使遇到灾年,也能成功地避免饥荒。所以惟有建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真正民主宪政,才能彻底解决温饱,告别饥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易晓斌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