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至于教育，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农民看不起病，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即使进城打工也很难讨回血汗薪金，重负之下，以至不得不跳楼，卖身或卖儿卖女。
就最近的例子，据2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乡村女教师徐萍的父亲积劳成疾，欠了上万元医药费。她母亲患上妇科病血崩，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沉重的医疗负担使之有病不敢医，只能坐以待毙。而徐萍在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一月收入仅有300元，后来徐萍虽然当上公办教师，月收入可以有700元，但是，又时常面临工资拖欠和被迫“捐款”。而她三个正在上大学和高中的弟弟一年学费至少20,000元。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无奈之下，在四年时间里，她趁着周末瞒着家人进城卖身。2月16日的《新快报》报道，家在湛江农村的六岁小女孩李土华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和败血症后，父母四处求医，债台高筑。面对困境，父亲李日保在今年春节做了一个令妻子伤心的决定，他想要“卖掉”两个儿子，“换点钱来继续治女儿”。一说起这事，土华妈就绝望地哭了起来：“他爸爸说，既然我们养不起孩子，不如把兄弟俩送人，希望能换点钱来维持女儿的治疗。”闻听此言，心酸不已。卖儿卖女不一直都是教科书污蔑万恶的旧社会的黑锅吗？什么时候顶到了中共“和谐盛世”的头顶？！
当然，一号文件从字面上来看，还是可圈可点的。如自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但这个能否实现却是个疑问。若拿减免农业税的执行情况来看，这就是又一个画饼了。即便实现了，也无须表现出皇恩浩荡的，因为政府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现在父母年老体弱，也该孝顺反哺了。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从而导致农业积累大量流向工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一种隐蔽的形式（即价格分配形式），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倾斜。据有关部门测算，从1954年到1978年，中共政府通过对农业不等价交换方式取得的资金达5,100亿元。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部门累计为政府提供的税收收入为978亿元；同期，财政支农支出累计为1,577亿元。这一阶段，农业的国民收入为净流出，农业部门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1979年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改革，农业收入增加了，但并未建立起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预算内的农业基建投资不仅相对额下降了，而且绝对额也减少了。为了支援其他部门的建设，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抽走大量资金，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4年农民付出了大约1.5万亿的资金。（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第97期《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
由于这种掠夺性的政策倾斜，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造成农业抗灾能力的减弱，地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粮、棉、油的生产后劲不足。与此同时，农产品的收购白条，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集资和摊派，让本来贫苦的农民生活雪上加霜，怨声载道。社会主义原本是一种很美好的穷人无产阶级理想，却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而造成这一灾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与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也相应成为了阻碍和扼杀民主自由的专制与独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姆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至多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听命于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人即使可能争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牺牲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个性，而被变为成千上万同一规格的机器人和自动机器，领导他们的则是一小撮吃得最好的上层人物。”以此观之，若不能赋予和保障农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再多的一号文件都将是一纸空文。我们的社会现状也仍然会是：小民无计鬻儿女，专制依旧趁东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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