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辛灏年先生应多家社团的邀请，来到澳洲进行《谁是新中国》的巡回演讲，借此机会，我有幸对辛先生进行了专访。台下的辛灏年，热情谦逊，可亲可敬，真诚豪爽。关于辛灏年著书《谁是新中国》前后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了他的成长过程中。
书香世家
辛灏年，原名高尔品。1947年，出生在南京。父亲是民国时颇有名气的大学教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解救过多名共产党员。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父亲拒绝了已经买好的机票，执意留在了大陆。因为他自信“我一辈子教书，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在乎。”。可是，57年由于他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不太懂教育”被划成了大右派，高尔品也就成了大右派的小狗崽子。他的背后被同学写过“小右派”，上课的时候曾被老师喝问“小右派高尔品，你是不是又去劳改农场看你反革命父亲去了？”那时，父亲被关在劳改场一关几年，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备受歧视。虽然如此，在知书达理的家庭熏陶下，小高尔品不但没有因不公而自暴自弃，反而养成了他忍辱负重的性格。
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一代
有人说，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是被牺牲掉的一代。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不幸：成长的时候没饭吃；求学的时候被取消了读书的资格上山下乡；人到中年下岗，面临被社会淘汰。
安徽饿死的人数约等于悉尼和墨尔本人口总和
辛灏年说：“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挨饿，我从猪的嘴巴里和它抢过糠饼，吃过猪的饲料－浮萍，吃过树叶做的馒头，明明咽不下去还要说好吃真好吃，饿肚子一直到了初中。”
他一辈子永远不能忘记一个诗人写的一首诗。60年他13岁，饿着肚子晚上看书，看到这位诗人写道：1959年12月到1960年的元月，诗人走在凡昌县到芜湖县的路上，写下了一首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农村的诗歌。“十里桃花，十里杨柳，十里红旗风里抖。江南春暖浓似酒，坡上挂翠，田里流油，喜报贴在大陆口。”二十年后，当辛灏年在安徽省文联又翻到了他的诗集，又读到了这首诗的时候，辛灏年内心的厌恶难以言述。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他亲眼见到农民一个一个地扑倒在地上，他亲眼见到在芜湖市的大街上，从农村里来要饭的农民，有些人，你只要从后面轻轻推他一掌，就倒在地上永远不能起来。他亲眼看见，一个农民抢了一碗滚烫的面条，被人活活打死在饭店的门口，这就是60年的真实。
辛灏年说“那个年代真是不堪回首，有些事情我都不愿意讲，因为太恐怖。在共产党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里，安徽饿死了700万人，可1979年后，我成了作家，专程拜访过国家气象局，他们告诉我，那三年，全国都是风调雨顺。所以说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人民在饿肚子的时候还在喊共产党好，这不是真话，只是共产党太残酷。过去历朝历代，遇到灾荒之年，皇帝都要地方官开仓放粮，可是安徽的一个副省委书记，他在安徽著名的粮仓无为县看到全县140万人饿死了90万时，决定效仿古代清官开仓放粮，可是他被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在牢房里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八十年代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对我说‘不能讲假话呀，一辈子都不能讲假话呀。’这就是真正中国人的脊梁”。
在“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多少人间惨剧
高三结束，大学预备考时，辛灏年考了全校第一，虽然知道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不可能上大学，可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仍然没日没夜地读书，直到1966年6月18日中央宣布推迟高考半年，最后干脆取消了这个“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他的求学梦彻底成为泡影。
8 月后，毛主席又号召全国中学生大串联，团支书叫全班同学步行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他们正赶上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辛灏年说 “我当时就坐在五星红旗的旗座下。我亲眼看见毛泽东、林彪、贺龙坐在吉普车上从我们前面经过。在红旗浩瀚的天安门广场上，在年轻人确实发自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我也不是不激动，可我也真激动不起来。我看到毛泽东就像一个没有表情的菩萨，真的没有什么激动，可是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在一个特殊的红旗的海洋里面，在一个特殊的疯狂的万岁声中，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这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恐怖控制了你，可这个恐怖是以欢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以眼泪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广场上欢呼的疯狂的恐怖气氛让我流下了眼泪。要知道在这欢呼声中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在暗中流泪，这就是毛泽东时代。
8 月31日毛接见后，我们回到住处，团支书突然宣布本班有35个狗崽子，只有4个成分好的。我们这35个人被勒令滚出北京。第二天早上，一到北京火车站，我们就傻了：北京火车站前面是一片花头的男男女女带着一群想哭不敢哭的孩子们。那就是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属遣返原籍。就在我们走进火车站大厅的时候，忽然听见一片 “龙生龙凤生凤，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样的歌声。看见一队女红卫兵，腰上系着很宽的皮带，戴着军帽穿着军装，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根皮鞭子。威武雄壮的向这边走。突然站在一位挽着髻的七十来岁的老太太面前，问她“你从哪来？”“……广东来”“来干什么？”“看儿子”“什么成分？！”“……资本家”家字还没说完，一个女红卫兵就用皮带辟头打下来，这位老人顿时鲜血直迸扑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我们三十几个人都毛骨悚然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直到那队女红卫兵又继续高歌着离开都没敢再看那老太太的尸体一眼。”
动乱年代中的奇迹
少年高尔品不但学习成绩年年全级第一，为学校争得了不少奖状，而且拉得一手好二胡，他的书法和乒乓球在当地也都颇有名气。对于这样一个品学兼优却出身不好的孩子，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生出了怜惜之心，命运之神的眷顾，下放过程中的阴差阳错，忍让、低调、自重、仗义的性格，使他没有被淹没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动乱年代中的奇迹。
文革中，没有参加过任何造反队的高尔品没有浪费光阴，文革十年，他读书读了十年，拉二胡拉了十年。他的造反派同学抄家烧图书馆抄回来的书，他总央他们给他留几本。在全社会狠批封资修的年代，他阅读了西方的思想哲学巨作，全文背下了《文心雕龙》。这样，在许许多多中学生下乡种田，接受 “再教育”的时候，他被村干部推荐到了地区文工团拉二胡，68年恢复中学生招工以后，他成为了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他与吞噬全民族的巨大浩劫几乎是擦边而过。
多年以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演会上，一位很有名望的民运人士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像他这样有这种思想的人，不是进了监牢，就是已经被人间所抛弃了。可是他不但存在了，还存在了他的思想，而且还研究了他想研究的东西。并且保留到了现在，辛灏年算个特例。”
对此，辛灏年感叹道“我虽然没有信仰，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看护着我。那种写大字报没有根据，可以随便地骂别人的父母、抄别人的家、随便地打人的行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我身上少了一点流氓气，那种我们那个年代所锤炼出来的，共产党党文化所培养出来的那种习气。在那个培养不出书卷气的知识分子的年代，我是一个特例。而且我还学会了忍让，学会了在根本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努力学习。”
天生的反叛精神
虽然家庭成分不好，高尔品处处低头做人，可是他好像天生就有一股反叛的精神，在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红色恐怖中，这个少年犀利的锋芒被压制了，但从来没有磨灭过。
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老师，因为一个学生上课迟到了，就指着他骂“我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这个劳改犯的儿子”高尔品挺身而出“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不是也出身不好吗？”并和这位老师吵了整整45分钟，那时的高尔品就显示出了一股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62 年后毛主席又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学校给每人发了一本红宝书，年少气盛的高尔品就说“红宝书放在口袋里，刀枪不入，那我们还要军队干什么？子弹碰到红宝书都得弹回去。”为了这句话，他被批斗了一个下午，他回忆“如果不是校长老师都很喜欢我，肯定已经送到少管所去了”。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跟同学学会了组装矿石收音机，“那天晚上，我真的听到了美国之音。第二天我悄悄和我爸讲“爸，我昨天晚上收到美国之音了”我那个刚从劳改农场提前放回来的右派父亲，居然把手中的锅铲狠狠地敲打了一下“你怎么可以听美国之音？你是一个少年，你怎么可以不要求进步？”我当时就傻掉了。我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是在共产党的洗脑下他居然可以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认为新中国的少年不应该听美国之音，可见共产党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控制了我们几代人的灵魂，靠的就是阶级斗争和残酷镇压”
可是当他考上安徽省最好的高中－－芜湖市一中后，那一点少年的自尊、胆量，那一点“不懂事”的勇气就完全被压垮了，他再也不敢说话了。一入学，校方就要学生摆阶级斗争在身上的反映，摆反动家庭的父母是怎样影响你的，要在自己心里寻找反动的根源。 “到后来，我真的也怀疑自己是反革命了，我从一个敢说话敢于向老师提意见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外号叫“小老头”的高中生。”
第一部小说－－《春澜》
我们都知道，在撰写《谁是新中国》一书时，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觉察和加害，辛灏年每写好一页就连忙锁进抽屉，每写好一节或一章，即烧毁或撕毁，有时一连烧、撕五、六次，以至自己几乎达到了可以全文背诵的程度。为了把书稿带出国外，辛先生把它写在几本厚书的天头、地脚、中缝和页边当作眉批注脚、甚至当作礼品的包装纸，以防被海关查获。辛灏年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辛灏年的意志和坚忍也是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的。而他的这种性格与他在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高中以后，虽然高尔品已经被压抑成为一个“小老头”，“可是当真那个少年高尔品就死掉了吗？没有。有时候深更半夜我做完题目后，我会写一首诗，发泄一下心里的感觉，写完以后马上烧掉，绝不留到第二天早上。”他曾写过一首《1965年的月亮》“面对着清冷的月亮，用我冰冷的笑声向他告别”，当然这篇少年诗作，早已不在人世。
在创作出许多“地下”诗歌以后，高尔品开始了更丰满的文学形式的创作。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8万字的《春澜》，书中叙述了那一代青年人的苦闷和彷徨，还有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终于朦胧起来的爱情是怎样活生生被那个时代所扼杀。写完后，他的三个同学工工整整地帮他抄了三大本。只有小范围的几个同学看过，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高尔品也非常开心，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可是1970年的一个晚上，一打三反，我的一个聋子音乐老师，我们经常我拉二胡时，她就弹着一架破风琴帮我伴奏。可就在这一天，她匆匆赶来告诉我“高尔品高尔品，你的那本小说一定要烧掉，我的儿子在专政队，今天晚上全市大搜查。如果被搜出来，你就不得了。”我不愿意烧，她就不走，不回家，一直逼我逼到晚上十点钟，在专政队开始行动那一刻，逼我把它烧掉了，烧了一个多小时……刚刚烧完不久，专政队就上门了，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这位聋子妈妈，后来我为她写了很多首诗。”
看淡得失走自己的路
辛灏年的成长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那个狂龙肆虐的岁月里，许多人有着共同的命运，可是在经过苦难的历练之后，有的人就此沉沦下去了，没有了自我，而有的人却从中升华出来，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采访结束时，辛灏年寄语年青朋友们“不要有太多的得失感。我这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5岁前是一个阶段。不管生活多么残酷，压力多么巨大，命运多么悲惨，我的愿望从来没有死过，并且在追求这些愿望的过程中我没有用过歪门邪道，我都是老老实实去做。而且在愿望有了一定的满足后，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得失感，因为得失感会使一个人，他的才华被委屈，也使自己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掉了。
在我85、86年研究出一点成果之后，我对自己说“不要想得太多，就这样研究下去。如果我做的是对的，我不枉此生，如果我做的是不对的，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冤枉了此生，因为人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得到所谓正果的。有了这种思想以后，我曾经对国内一个在学问之外表现得很突出的名作家朋友说：这些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进步是，我从看不惯你到有点嫉妒你到心里不平衡，因为我认为实际上你的水平不如我。可是现在我认为什么也不要说，各人走各人的路。我祝你成功，希望你也祝我不要失败，你修今生，我修来世。”
大纪元记者萧勤墨尔本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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