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及各地党组织在秘密社会工作中贯彻了一套方法和策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把阶级分析和阶级认同作为秘密社会工作的基础，通过启发秘密社会的阶级意识来争取他们。
对秘密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启发秘密社会的阶级意识，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利用秘密社会的成功经验。1929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指出：“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士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组织。虽然这种组织在发展以后，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参加在内，或是有些地方的指导权落在土豪劣绅手上，然而绝不能说它纯是土匪的组织。……它是真正民众的武装，它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1福建省委1929年3月8日的一份文件中认为，工农当土匪，是因为他们失业破产而又没有其他出路。对于我们来说，仇视土匪正是中了敌人破坏被压迫阶级统一战线之计。红四军于1929年发布的《告绿林弟兄书》、闽赣省政府于1933年10月21日发布的《劝告被欺骗压迫误入大刀会的自新来参加土地革命的一封信》、中共广昌中心县委发布的多份争取大刀会的传单、1924年6月16日以贺龙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等等，都把启发秘密社会的阶级意识作为争取工作的重要环节。
中共还通过分析秘密社会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关系，进一步区分了枪会组织和土匪组织之间的差别，并为不同的策略找到了依据。1929年12月2日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的群众运动决议案，对于枪会和土匪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持相同的态度，但在吸收枪会和土匪加入革命的问题上则表现了不同的态度。1930年11月20日江苏省委在《江南三省农民运动决议》中也强调了刀会与土匪的差别。他们认为徐州、海州、溧阳一带的刀会群众是在地主富农领导下的在业农民，而土匪则是已经破产的农民。土匪对土地关系和土地要求不如刀会在业农民迫切，因此策略上也应不同。在农民战争优势的时候，对土匪部队更应断然采取包围缴械的手段。土匪队伍中的运动和反动军队中的士兵运动所应采取的策略相同，而不能幻想夺取整个土匪队伍，对于大批来投的土匪，也应解除武装，把其成分好的编入红军和游击队的各部里。
（二）打入秘密社会内部，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分化其组织。
大革命期间，中共在鄂豫边枪会中的工作走“上层路线”，并未注重争取其群众以分化阶级意识模糊的枪会。后因未得好处，枪会的首领即认为革命党人是骗子，恨入骨髓。“河南民众一般的趋向怨恨革命运动，河北及信阳乡间看见学生都要杀，以为革命就是学生弄出来的。”6通过总结教训，1927年8月中共河南农运报告提出了利用枪会首领与群众之冲突，做分化工作的策略。9月4日河南省委又提出“打入枪会中去，取得传师地位，树立首领”，“破坏他们的组织，形成在我们领导下的革命势力”等方法。黄麻暴动后，中共派人打入豫南规模最大的光山南部枪会内部做工作，最终结束了农民自卫军与红枪会之间的战斗。1928年 1月，安徽省委召开了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六安县委即选派一批忠实勇敢的党员，利用“香堂”和“结拜兄弟”等形式打入大刀会内部。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六安的独山、麻埠，霍山的燕子河、黄栗树等地区的大刀会出现了首领被孤立、会众革命化的形势。1928年中共陕北党组织派李力果打入宜川县后九天山绿林杨庚五的队伍，1929年冬终于从杨部中拉出了一个营的人马。
1929年12月2日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了群众运动决议案，总结出了枪会工作16条：1、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其组织夺取其群众； 2、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中去；3、利用受我影响的枪会打入其他组织；4、作战时捉大批枪会群众加以宣传，留一部分加以长期宣传并采取“取保”的方式；5、勾结其领袖藉以分化其群众；6、有时拘留其领袖，主动必要时杀戮之；7、拘留其家属，放本人回去做破坏工作；8、挑拨其群众与领袖斗争，绝对禁止群众与群众冲突；9、用小恩小惠联络其感情夺取其群众；10、利用在反动区域出来的群众做宣传工作，不可杀戮；11、收买它处红学乡村领袖到反动区域做宣传工作； 12、勾结红学群众到赤色区域来受政治影响；13、打开红学乡村时抚慰红学家属，绝对禁止烧杀并注意其组织；14、对于群众的反动领袖不能即时杀戮，但终久必须杀戮，杀戮之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罪状；15、对枪会宣传只能反对其领袖，不能反对其组织；16、赤白对立的地方枪会只能用武装镇压和宣传，以不用武装解决为原则。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对于可能争取的土匪，也提出了类似的工作方法。1930年11月20日江苏省委在《江南三省农民运动决议》中指出：“现在仍然要反对放弃刀会群众和勾结刀会领袖的投降政策与听凭刀会自趋消灭的袖手旁观的口头‘左倾’的消极办法，而积极地利用下层的统一战线去发动刀会群众斗争，以驱逐其领袖，消灭其原来组织，将其贫农、中农成分转变为土地革命力量。”同时“发动土匪四周的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扩大土匪群众的政治影响，使之在广大的农民战争的影响之下瓦解下来”3。1930年12月3日江西省行委发布紧急通告，认为要解决部分群众组织守望队或红学会破坏革命的问题，“必须要用尽方法派忠实同志深入到守望队、红学会中组织暴动，争取其下层群众，以促起阶级分化，变封建斗争为阶级斗争”4。
“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是秘密社会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策略，但不能简单的、机械地执行。很多的例子说明，并非所有的秘密社会的首领都是不可争取和改造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甚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5这是彭德怀后来所做的总结。
（三）大股拉，小股打，听招呼者拉，不听招呼者打。
“大股”、“小股”是指秘密社会的人数。小股几十人，一、二十人，甚至更少，大股则成百上千上万。小股力量有限，大股力量不容轻视。通常所说的土匪，成千上万的比较少见，但像枪会刀会那样的组织，人数则一般比较为多。这也是中共对于土匪和会党采取不同策略的原因之一。“拉”是指拉拢和争取，“打”则是指打击和消灭。“大股拉，小股打”是中共各地组织在开辟根据地创立革命武装过程中的普遍做法。不少地方的革命武装最早就是从夺取小股土匪武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5年至1936年的鄂豫边中共坚持游击战争，对当地的土匪采取了“大股拉、小股打”的策略。鄂豫边区党委曾派陈香斋以与土匪头子拜把子的方法打入土匪内部，与匪股建立了配合作战关系，同时利用匪股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策略。“我们对大股土匪是拉，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能消灭他们；对小股土匪我们就采取消灭的政策。后来，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了，土匪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这时我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完全可以把土匪打垮，甚至可以把他们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仍按过去对大的拉、对小的打的政策办是不适宜的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鄂豫边区党委就对来投的土匪部队采取了“先缴械后彻底整编的方法”6。
所谓“听招呼者拉，不听招呼者打”，就是指不但要注意对秘密社会的争取，还要注意对秘密社会的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 1930年贺龙在湘鄂边地区大量地收编秘密社会的力量，但对于不肯与红军合作的则采取打击与消灭的政策。1929年1月，贺龙在收编陈宗瑜、陈振连父子的“神兵”之后，利用他们刺杀了与红军对抗的反动神团首领黄金鳌，并收复了他的部下。1930年8月贺龙在石山港收服张登鸣为首的白极会之后，对岳口、仙桃等地千余会匪也采取了消灭的政策。是采取“拉”的政策，还是采取“打”的政策，自身力量是最主要的依据。如果革命力量比较薄弱，“拉”就成了一般的方法；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打”的方法则更易推行。1928年底，豫东商、固等县的著名土匪李老么拥有8000余人枪，但因无法应付冯玉祥的压力，主动请求和共产党合作。无论是“打”还是“拉”，必须根据具体的敌我双方的形势作出选择。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求中共对秘密社会暂时“退让”，这也是策略的表现。
（四）先争取收容，后教育改造，提高其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
相对于利用和争取秘密社会，改造秘密社会更为困难。秘密社会组织及成员在加入革命队伍以后，部分人员阶级意识模糊，更严重的是他们是政治观念不够强，游民习气严重。如果不能对这些缺点进行清除和改造，他们不但不能担负起革命的任务，还将对革命队伍产生消极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左倾思想和路线虽然干扰过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但其对于秘密社会政治和组织的强调和重视则反映了一个趋势。
以流氓为主体的秘密社会在加入革命武装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寇主义。由于最初对于秘密社会武装的收编，特别是对大股武装的收编往往保存其原有的组织和首领，这就给改造工作带来了困难。1930年5月，中共鄂西特委在《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一文中指出：“农民运动发展到武装冲突的时候，就应设法转变与我们合作的封建势力的组织，如红枪会、土匪等。不然，反动势力一来，这些封建团体便马上被土劣利用过去，做打击我们的工具。”文章指出，中共在巴县与神兵合作，在当阳与土匪合作，都是因为不知转变，结果组织上了大当。秘密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加入红军和参加革命确有不少是军事投机行为。 1930年3、4月，赣西的吉水地区的民众信仰红枪会，受反动阶级利用与红军为敌，在被红军打败并揭破迷信后，一般农民回到信仰共产党的旗帜下，但大多还是因为红军取得了胜利而做的军事投机。“在赣西军事投机是普遍的现状，大有红军消灭，革命无成之叹。”0随着根据地形势的发展以及秘密社会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共对于收编以后的秘密社会成员提高了政治要求，加强了政治训练，同时对于收编者采取孤立其首领，解散其组织到红军中去的办法，从组织上促进改造和转化工作。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土匪官兵……觉悟归来时，与士兵一样待遇。集团土匪要求收编者，要有革命事实表现，如打土豪、枪毙反动等，始得予以收编。集团土匪收编后，应遵守红军纪律，听从政府指挥。集团土匪收编后，由政府派政治军事人材指导其工作。帮助土豪打工农的土匪，政府应解除其武装，惩办其首领，但对士兵仍一样优待。”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印发的政治决议案认为，不可以过分地看重土匪的革命性和武力，特别是当他们“打农民保土豪”时，更不能敷衍下去。但是文件认为收编土匪武装“完全是机会主义残余”，“以后应打破对于流氓土匪的幻想，虽然有时可利用，但须在不妨碍党争取群众的条件下，在政治上决不可有丝毫的让步，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2。这个文件显然带有左倾的印志。
改造秘密社会组织及其成员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要讲策略，而且要讲诚意，充分信任秘密社会的成员。刘志丹、贺龙、毛泽东、何长工等人在这方面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中共对于秘密社会的改造没有专门的文件，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提出从政治上思想上改造革命军队中的流氓土匪成份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时中共和红军建设的重要纲领，对于改造土匪、流氓、会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之初，中共对于秘密社会以利用、争取、联络策略为主，对势力较大的组织和首领予以形式上的保留。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以及根据地的发展，中共在解决秘密社会方面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中共秘密社会工作在后期就偏重于改造和取消的策略。在此同时，对以流氓阶级为主体的秘密社会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左倾路线对秘密社会的影响造成了根据地工作的被动，但由于敌我斗争客观需要，各地的党组织自觉地对秘密社会工作的错误进行了纠正。秘密社会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秘密社会问题的解决，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河南，声势浩大的枪会运动基本上为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所代替。号称“土匪的世界”的闽西一度出现了“盗匪绝迹”的局面。在江西，由于“农村武装斗争的普遍发展，革命政权的普遍建立”，出现了“土匪士兵的革命化”的形势。秘密社会工作打破了统治者“招尽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的计划65，最大可能地把秘密社会这股力量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相反，在秘密社会工作没有开展以及政策过左的地区，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则受到了影响，甚至造成了工作的被动。1933年初川军开始围剿进入川东的红四方面军，大批“神兵团”、袍哥、“红灯会”等秘密社会组织充当了围剿先锋，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与中共在城市中的秘密社会工作相比，革命根据地的秘密社会工作具有工作量大、成绩大、起伏大的特点。总之，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丰富了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和实践，最重要的是为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的匪运工作积累了经验。
(浴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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