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 (1)

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盛行。历史上的教门和会党衍变为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土匪绿林，秘密社会可谓名目繁多，分布广泛。大革命期间，中共在农村发动和开展农民运动，曾经利用过秘密社会的组织和势力。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聚和发展力量。由于革命力量开始时的弱小，根据地最初只能在“边界”地区存在，而这些地区恰好是秘密社会的集中地带。秘密社会拥有一定的武力，控制着一定的势力范围，在当地居民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占据着相关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因此，秘密社会是中共及其各地组织在创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并要求各地组织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的力量。8月3日中央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的指导思想。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提出“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农会党等势力”。“八七”会议以后，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等地党组织在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在“神兵”中开展工作，暴动取得了“神兵”的支援2。8月23日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在军事上能够“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9月12日中共在两湖暴动计划中要求：“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会党、土匪）、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收编。”湖南省委发出《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对土匪及会党提出了更具体的策略：“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土劣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组织。对土匪我们亦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他支部发生关系。我们可用专只是收买他们的形式。”

　　在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的策略指导下，各地暴动开始时，会党、绿林队伍纷纷回应。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的武装暴动很多洪门会员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暴动也联合了会党群众，有几股土匪主动要求参加暴动，起义的主力之一第四团正是由修水、铜鼓一带的土匪邱国轩等一千余人改编的。在河南，1927 年11月豫南确山县秋收暴动，参加者除枪会会众外，还有部分土匪武装。1928年3月固始县大荒坡起义，红枪会则成了骨干力量。

　　中共各地组织在利用和联络秘密社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1927年8月12日的《中央通告》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注重国民党军队甚至红枪会土匪中“上层领袖的结合联合”，但“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之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1927年8月，河南省委也对这种做法的危害作了总结：“只注意首领之联络，未积极去抓取群众，所以某一个政治口号，适于首领利益时，他们也似乎能和我们一致行动，我们同志也便洋洋得意，以为可以领导群众……但在某一口号不适于首领时，这一首领整个的反动起来，我们到这时候才手忙脚乱，一点也不起作用。”“这种领袖式的接头运动，固然不能丝毫树立群众革命基础，就是枪会领袖因所许的条件达不到，亦因而痛恶性循环排斥我们，致不能立足（如河北天门会）。……如果不注意枪会群众的分化与领导权的取得，换句话说，就是不注意站在贫苦农民群众利益的观点上，将枪会与农民联合起来，一致为军阀，抗豪绅而斗争，往后工作，仍然是失败的。”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继续纠正秘密社会工作中的偏向，南方局广东省委被点了名，湖南省委因“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广大农民起来暴动”也受到批评。中央的观察是符合实际的。不少中共地方组织把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当成组织暴动的快捷方式，来不及做更细致的工作。其中最大问题是：被争取暴动的秘密社会并不稳定，有的甚至“反水”进攻暴动队伍，以至令暴动失败。邱国轩部在湘赣边界暴动开始后即反水叛变。在海陆丰地区，中共党组织用花钱收买的办法收编土匪，结果却是人钱不见。1928年10月江苏金坛暴动，事先争取了的艾小根的刀会没有实践诺言。后来江苏省委策动泗州、黄口暴动，希望借用土匪的力量，结果也遭到失败。在纠正秘密社会工作的偏向方面，河南党组织比较即时也比较成功，这与河南的农运规模以及秘密社会的组织特点都有关系。在其他地区，在秘密社会工作初期即要求“解除其武装”，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必然是秋收暴动后各地党组织坚持的基本策略。

　　1927年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移师宁冈，对洪会首领王佐、袁文才的工作获得了成功。1928年王佐、袁文才的武装也接受了改编。有一次，毛泽东与王佐聊天，听说井冈绿林“朱聋子”的生存之道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深受启发，后来就总结了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前往秘密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湘鄂西地区开辟根据地。贺龙等人对秘密社会的首领采取争取和分化相结合的办法，并依靠和发动群众消灭反动秘密社会组织，不少秘密社会成员加入了革命队伍。1929年1月，贺龙在鹤峰县邬阳关班竹园成功地收编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的“神兵”二百多人，将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5、6月份，在这支收编的“神兵”基础上组建了湘鄂边红军第四团。这支队伍用红布缠头，喝“神水”借力，作战勇敢，号称“神兵团”9。事实说明，贺龙个人的绿林经历十分有助于秘密社会工作的开展。1930年12月，贺龙利用在哥老会中的关系，在走马坪收编了四川东部的土著武装甘占元、覃伯卿（秦伯鲫）、袁海清、张轩等部一千余人。1931年红三军（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与黔东一带势力强大的“神兵”建立了关系。1934年5月，红三军开始收编当地的“神兵”。6月16日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号召“神兵”加入红军。收编的“神兵”先编为黔东纵队，后又因人数增加而编为黔东独立师。1929年10月，中共在筹备龙州起义过程中，软硬兼施，收编了养利、左县一带的土匪头子冯飞龙为第一路游击司令，收编龙州土匪头子黄飞虎为第二路游击司令（包括大青山土匪周建鼎、下秀土匪陈敏良的部队），收编土匪钟显章为第三路游击司令，龙州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入闽，会党和土匪成了各方争取的力量。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闽西的大刀会时常与红军发冲突。红军集中力量争取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万余会众的大刀会首领林熙明。经过努力，林熙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等吃鸡血酒称起了兄弟。后来红军又通过林熙明的关系争取了绝大多数会众。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提到，土匪三百多人、二百多枪被编为红军独立营。1929年5月26日，福建省委致红四军前委信，提到了漳州、泉州一带的土匪希望被收编的情况。闽西特委也在一份报告中说，武平、永定、溪口、龙岩一带的多股土匪接受收编，转化为红军和中共的地方武装，而中共在连城、溪口、宁祥一带土匪中也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秘密社会是中共各地组织的自觉行动。陕甘边区刘志丹对郭宝珊及其它小股土匪的争取，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对“神团”以及哥老会的争取26，江苏省委对徐州、海州刀会的争取27，都取得了成功。中共1930年1月的一份报告《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扩大总形势》说：“河南南部靠近湖北安徽的地方……大部分枪会走向革命化。”“上川东下川东各地的‘神兵’都一天天革命化了。这些‘神兵’在万源、城口、开江、垫江、邻水、长寿等县势力极大。他们以抗粮、抗捐、抗重利盘剥、打倒军阀为号召，并且准备成立苏维埃政府。总之，四川大部分‘神兵’已知道和红军合作。”“江北（江苏省）各县斗争，更为激烈，许多失业的农民的自发的武装骚动，如大刀会、小刀会等等……有一部分革命化的形势。”8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基本上防止了统治者对秘密社会的利用，扩大了红军的队伍和影响，为根据地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局部地区还帮助解决了红军的经济和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