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及各地黨組織在秘密社會工作中貫徹了一套方法和策略，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把階級分析和階級認同作為秘密社會工作的基礎，通過啟發秘密社會的階級意識來爭取他們。
對秘密社會進行階級分析，啟發秘密社會的階級意識，是大革命時期中共利用秘密社會的成功經驗。1929年7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的《對於紅槍會運動決議案》指出：「紅槍會是軍閥政治下的產物，是一般中小農民不堪貪官污吏之搜刮，苛捐苛稅之剝削，軍閥戰爭之破壞，土匪士兵之騷擾，以及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破產，土豪劣紳之魚肉，才發生這種農民原始自衛組織。雖然這種組織在發展以後，混入了一些遊民分子參加在內，或是有些地方的指導權落在土豪劣紳手上，然而絕不能說它純是土匪的組織。……它是真正民眾的武裝，它已成為民族革命中破壞軍閥的一個重要力量。」1福建省委1929年3月8日的一份文件中認為，工農當土匪，是因為他們失業破產而又沒有其他出路。對於我們來說，仇視土匪正是中了敵人破壞被壓迫階級統一戰線之計。紅四軍於1929年發布的《告綠林弟兄書》、閩贛省政府於1933年10月21日發布的《勸告被欺騙壓迫誤入大刀會的自新來參加土地革命的一封信》、中共廣昌中心縣委發布的多份爭取大刀會的傳單、1924年6月16日以賀龍名義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致貴州印江、德江、務川、沿河各縣神壇諸同志書》等等，都把啟發秘密社會的階級意識作為爭取工作的重要環節。
中共還通過分析秘密社會的階級屬性和經濟關係，進一步區分了槍會組織和土匪組織之間的差別，並為不同的策略找到了依據。1929年12月2日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通過的群眾運動決議案，對於槍會和土匪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持相同的態度，但在吸收槍會和土匪加入革命的問題上則表現了不同的態度。1930年11月20日江蘇省委在《江南三省農民運動決議》中也強調了刀會與土匪的差別。他們認為徐州、海州、溧陽一帶的刀會群眾是在地主富農領導下的在業農民，而土匪則是已經破產的農民。土匪對土地關係和土地要求不如刀會在業農民迫切，因此策略上也應不同。在農民戰爭優勢的時候，對土匪部隊更應斷然採取包圍繳械的手段。土匪隊伍中的運動和反動軍隊中的士兵運動所應採取的策略相同，而不能幻想奪取整個土匪隊伍，對於大批來投的土匪，也應解除武裝，把其成分好的編入紅軍和游擊隊的各部裡。
（二）打入秘密社會內部，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分化其組織。
大革命期間，中共在鄂豫邊槍會中的工作走「上層路線」，並未注重爭取其群眾以分化階級意識模糊的槍會。後因未得好處，槍會的首領即認為革命黨人是騙子，恨入骨髓。「河南民眾一般的趨向怨恨革命運動，河北及信陽鄉間看見學生都要殺，以為革命就是學生弄出來的。」6通過總結教訓，1927年8月中共河南農運報告提出了利用槍會首領與群眾之衝突，做分化工作的策略。9月4日河南省委又提出「打入槍會中去，取得傳師地位，樹立首領」，「破壞他們的組織，形成在我們領導下的革命勢力」等方法。黃麻暴動後，中共派人打入豫南規模最大的光山南部槍會內部做工作，最終結束了農民自衛軍與紅槍會之間的戰鬥。1928年 1月，安徽省委召開了六安、霍山、霍邱三縣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後六安縣委即選派一批忠實勇敢的黨員，利用「香堂」和「結拜兄弟」等形式打入大刀會內部。經過半年多的工作，六安的獨山、麻埠，霍山的燕子河、黃栗樹等地區的大刀會出現了首領被孤立、會眾革命化的形勢。1928年中共陝北黨組織派李力果打入宜川縣後九天山綠林楊庚五的隊伍，1929年冬終於從楊部中拉出了一個營的人馬。
1929年12月2日鄂豫邊第一次全區代表大會通過了群眾運動決議案，總結出了槍會工作16條：1、利用各種關係打入其組織奪取其群眾； 2、擴大政治影響到槍會中去；3、利用受我影響的槍會打入其他組織；4、作戰時捉大批槍會群眾加以宣傳，留一部分加以長期宣傳並採取「取保」的方式；5、勾結其領袖藉以分化其群眾；6、有時拘留其領袖，主動必要時殺戮之；7、拘留其家屬，放本人回去做破壞工作；8、挑撥其群眾與領袖鬥爭，絕對禁止群眾與群眾衝突；9、用小恩小惠聯絡其感情奪取其群眾；10、利用在反動區域出來的群眾做宣傳工作，不可殺戮；11、收買它處紅學鄉村領袖到反動區域做宣傳工作； 12、勾結紅學群眾到赤色區域來受政治影響；13、打開紅學鄉村時撫慰紅學家屬，絕對禁止燒殺並注意其組織；14、對於群眾的反動領袖不能即時殺戮，但終久必須殺戮，殺戮之前必須向群眾宣布其罪狀；15、對槍會宣傳只能反對其領袖，不能反對其組織；16、赤白對立的地方槍會只能用武裝鎮壓和宣傳，以不用武裝解決為原則。1929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對於可能爭取的土匪，也提出了類似的工作方法。1930年11月20日江蘇省委在《江南三省農民運動決議》中指出：「現在仍然要反對放棄刀會群眾和勾結刀會領袖的投降政策與聽憑刀會自趨消滅的袖手旁觀的口頭『左傾』的消極辦法，而積極地利用下層的統一戰線去發動刀會群眾鬥爭，以驅逐其領袖，消滅其原來組織，將其貧農、中農成分轉變為土地革命力量。」同時「發動土匪四周的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擴大土匪群眾的政治影響，使之在廣大的農民戰爭的影響之下瓦解下來」3。1930年12月3日江西省行委發布緊急通告，認為要解決部分群眾組織守望隊或紅學會破壞革命的問題，「必須要用盡方法派忠實同志深入到守望隊、紅學會中組織暴動，爭取其下層群眾，以促起階級分化，變封建鬥爭為階級鬥爭」4。
「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是秘密社會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策略，但不能簡單的、機械地執行。很多的例子說明，並非所有的秘密社會的首領都是不可爭取和改造的。「只有用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和具體政策，才能逐漸提高綠林部隊的政治覺悟，促其思想進步，才能逐漸分化和改造他們。甚麼『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領袖』，這只是教條主義的階級路線，而不是具體的實踐的階級路線。」5這是彭德懷後來所做的總結。
（三）大股拉，小股打，聽招呼者拉，不聽招呼者打。
「大股」、「小股」是指秘密社會的人數。小股幾十人，一、二十人，甚至更少，大股則成百上千上萬。小股力量有限，大股力量不容輕視。通常所說的土匪，成千上萬的比較少見，但像槍會刀會那樣的組織，人數則一般比較為多。這也是中共對於土匪和會黨採取不同策略的原因之一。「拉」是指拉攏和爭取，「打」則是指打擊和消滅。「大股拉，小股打」是中共各地組織在開闢根據地創立革命武裝過程中的普遍做法。不少地方的革命武裝最早就是從奪取小股土匪武裝建立和發展起來的。1935年至1936年的鄂豫邊中共堅持游擊戰爭，對當地的土匪採取了「大股拉、小股打」的策略。鄂豫邊區黨委曾派陳香齋以與土匪頭子拜把子的方法打入土匪內部，與匪股建立了配合作戰關係，同時利用匪股之間的矛盾，採取分化策略。「我們對大股土匪是拉，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還不能消滅他們；對小股土匪我們就採取消滅的政策。後來，同國民黨談判成功了，土匪就成了我們的主要敵人……這時我們的力量已經發展壯大，完全可以把土匪打垮，甚至可以把他們消滅掉。在這種情況下，仍按過去對大的拉、對小的打的政策辦是不適宜的了。」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鄂豫邊區黨委就對來投的土匪部隊採取了「先繳械後徹底整編的方法」6。
所謂「聽招呼者拉，不聽招呼者打」，就是指不但要注意對秘密社會的爭取，還要注意對秘密社會的鬥爭，特別是軍事鬥爭。 1930年賀龍在湘鄂邊地區大量地收編秘密社會的力量，但對於不肯與紅軍合作的則採取打擊與消滅的政策。1929年1月，賀龍在收編陳宗瑜、陳振連父子的「神兵」之後，利用他們刺殺了與紅軍對抗的反動神團首領黃金鰲，並收復了他的部下。1930年8月賀龍在石山港收服張登鳴為首的白極會之後，對岳口、仙桃等地千餘會匪也採取了消滅的政策。是採取「拉」的政策，還是採取「打」的政策，自身力量是最主要的依據。如果革命力量比較薄弱，「拉」就成了一般的方法；而當革命力量佔優勢時，「打」的方法則更易推行。1928年底，豫東商、固等縣的著名土匪李老么擁有8000餘人槍，但因無法應付馮玉祥的壓力，主動請求和共產黨合作。無論是「打」還是「拉」，必須根據具體的敵我雙方的形勢作出選擇。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要求中共對秘密社會暫時「退讓」，這也是策略的表現。
（四）先爭取收容，後教育改造，提高其政治觀念和組織觀念。
相對於利用和爭取秘密社會，改造秘密社會更為困難。秘密社會組織及成員在加入革命隊伍以後，部分人員階級意識模糊，更嚴重的是他們是政治觀念不夠強，遊民習氣嚴重。如果不能對這些缺點進行清除和改造，他們不但不能擔負起革命的任務，還將對革命隊伍產生消極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左傾思想和路線雖然干擾過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但其對於秘密社會政治和組織的強調和重視則反映了一個趨勢。
以流氓為主體的秘密社會在加入革命武裝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流寇主義。由於最初對於秘密社會武裝的收編，特別是對大股武裝的收編往往保存其原有的組織和首領，這就給改造工作帶來了困難。1930年5月，中共鄂西特委在《鄂西遊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一文中指出：「農民運動發展到武裝衝突的時候，就應設法轉變與我們合作的封建勢力的組織，如紅槍會、土匪等。不然，反動勢力一來，這些封建團體便馬上被土劣利用過去，做打擊我們的工具。」文章指出，中共在巴縣與神兵合作，在當陽與土匪合作，都是因為不知轉變，結果組織上了大當。秘密社會組織及其成員加入紅軍和參加革命確有不少是軍事投機行為。 1930年3、4月，贛西的吉水地區的民眾信仰紅槍會，受反動階級利用與紅軍為敵，在被紅軍打敗並揭破迷信後，一般農民回到信仰共產黨的旗幟下，但大多還是因為紅軍取得了勝利而做的軍事投機。「在贛西軍事投機是普遍的現狀，大有紅軍消滅，革命無成之嘆。」0隨著根據地形勢的發展以及秘密社會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中共對於收編以後的秘密社會成員提高了政治要求，加強了政治訓練，同時對於收編者採取孤立其首領，解散其組織到紅軍中去的辦法，從組織上促進改造和轉化工作。1930年3月25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提出：「土匪官兵……覺悟歸來時，與士兵一樣待遇。集團土匪要求收編者，要有革命事實表現，如打土豪、槍斃反動等，始得予以收編。集團土匪收編後，應遵守紅軍紀律，聽從政府指揮。集團土匪收編後，由政府派政治軍事人材指導其工作。幫助土豪打工農的土匪，政府應解除其武裝，懲辦其首領，但對士兵仍一樣優待。」930年7月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印發的政治決議案認為，不可以過分地看重土匪的革命性和武力，特別是當他們「打農民保土豪」時，更不能敷衍下去。但是文件認為收編土匪武裝「完全是機會主義殘餘」，「以後應打破對於流氓土匪的幻想，雖然有時可利用，但須在不妨礙黨爭取群眾的條件下，在政治上決不可有絲毫的讓步，必要時可解決其土匪領袖甚至全部」2。這個文件顯然帶有左傾的印志。
改造秘密社會組織及其成員需要耐心細緻的工作，不僅要講策略，而且要講誠意，充分信任秘密社會的成員。劉志丹、賀龍、毛澤東、何長工等人在這方面給人較為深刻的印象。中共對於秘密社會的改造沒有專門的文件，毛澤東在1929年12月寫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提出從政治上思想上改造革命軍隊中的流氓土匪成份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是當時中共和紅軍建設的重要綱領，對於改造土匪、流氓、會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建立革命武裝和開闢革命根據地之初，中共對於秘密社會以利用、爭取、聯絡策略為主，對勢力較大的組織和首領予以形式上的保留。隨著革命力量的壯大以及根據地的發展，中共在解決秘密社會方面有了更多的主動性和選擇，中共秘密社會工作在後期就偏重於改造和取消的策略。在此同時，對以流氓階級為主體的秘密社會的認識也更加深入。左傾路線對秘密社會的影響造成了根據地工作的被動，但由於敵我鬥爭客觀需要，各地的黨組織自覺地對秘密社會工作的錯誤進行了糾正。秘密社會工作的開展和根據地秘密社會問題的解決，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在河南，聲勢浩大的槍會運動基本上為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所代替。號稱「土匪的世界」的閩西一度出現了「盜匪絕跡」的局面。在江西，由於「農村武裝鬥爭的普遍發展，革命政權的普遍建立」，出現了「土匪士兵的革命化」的形勢。秘密社會工作打破了統治者「招盡天下刀客，殺盡共產黨人」的計畫65，最大可能地把秘密社會這股力量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相反，在秘密社會工作沒有開展以及政策過左的地區，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則受到了影響，甚至造成了工作的被動。1933年初川軍開始圍剿進入川東的紅四方面軍，大批「神兵團」、袍哥、「紅燈會」等秘密社會組織充當了圍剿先鋒，起到了惡劣的作用。與中共在城市中的秘密社會工作相比，革命根據地的秘密社會工作具有工作量大、成績大、起伏大的特點。總之，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豐富了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思想和實踐，最重要的是為根據地的各項事業創造了條件，也為後來的匪運工作積累了經驗。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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