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笔下的中国百姓生活：中产阶级+雅皮士+民工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6月20日一期刊登记者方同铭自中国撰写的三篇文章，描绘中国百姓的生活：

　　北京中产阶级家庭：关心的是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学校

　　四岁的安安在商店里跑来跑去找寻玩具汽车。他的妈妈董薇(音)一边紧追不舍，一边躲避着正在测量橱柜和试坐椅子的夫妇们。那些椅子上挂着一些自编的斯堪的纳维亚名字，虽然译成了中文却十分拗口。　这是周日下午在北京宜家家居超市上演的一幕。董薇和家人似乎正在和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共同执行一项任务。等待停车位的队伍排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这种情况在周末是司空见惯的。一个个满怀消费热情的家庭拿着铅笔、卷尺和自己新房的照片，挤满了整个宜家。董薇和她的丈夫曹杰(音)来这里是为了给安安买一个学习用的书架和电脑桌。然而，一个电视柜吸引了她的目光，而丈夫则看上了一个彩色的CD架。

　　和中国飞速增加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董薇和曹杰过着一种他们的父母永远无法想像的生活。两人刚刚买了一套房子，并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装修上面。夫妻俩经常在外面吃饭。到了周末，他们会带安安到满是塑料球和蹦蹦床的游乐场去，和其他被惯坏了的独生子女们一同玩耍。他们不再像传统中国人那样，希望 “当个好工人为国家服务”。事实上，他们更像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关心的是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学校。

　　董薇穿着牛仔裤，画着眼线，背着“新秀丽”牌挎包。她在中国商务部拉美司工作，每年都会去拉丁美洲地区出差四五次。她的丈夫原来也在政府机关工作，不久前刚刚辞职，然后和一个朋友下海经商，销售医疗器械。

　　曹杰说：“在国有企业很难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潜能。以前我们还觉得有必要保住铁饭碗，但现在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

　　在一代人以前，国有企业的年轻夫妇们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私人财产寥寥无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一家人吃饱饭。随着国有体系在过去十年里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另谋出路。他们既要寻找工作出路，也要寻找生活出路。

　　董薇和曹杰买了一辆汽车，安安说那是一辆“捷达”。回想1997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攒够钱买一套大点儿的房子，这样安安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曹杰说：“现在，中国的生活和美国没有太大区别。”

　　在过去一两年里，机场高速公路周围的新建住宅区拔地而起，还起了诸如“中央公园”“优山美地”“棕榈泉”“橘郡”之类的名字。这些规划中的理想社区将为人们提供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志，包括自家的院子、烤肉架和配备台球桌的地下室。虽然一些楼盘以外国人和最最富有的中国人为销售对象，但越来越多的住宅将面向这个由拥有国际品味的中国年轻夫妇组成的新阶层。

　　过去，年轻男女即使在结婚以后也要和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如今，年轻夫妻自己买房搬出去住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虽然曹杰的父母也生活在北京，但他和董薇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董薇说：“我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空间。”

　　他们也在为安安上学攒钱。在中国，这笔费用可能十分昂贵。中国的教育是由政府出资扶持的，但学校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目前，董薇夫妇平均每个月要为儿子上幼儿园花费100美元。他们说，与现在时兴的一些私立幼儿园相比，这算便宜的。他们朋友的子女上私立幼儿园的费用可能高达三年1．2万美元。

　　展望未来，他们希望安安能够去海外留学，但要等到他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到那个时候他就能够为自己作主。

　　曹杰说：“我们这代人没有机会学习乐器或体育运动。虽然我们的生活好过我们的父母，但我希望我们的儿子拥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

　　上海雅皮士：品味先锋派艺术，住在高档公寓，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

　　王莉莉正在欣赏一幅造型怪异的先锋派绘画。她穿着高档毛领外套和高跟鞋，一手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高级手包，一手端着香槟。她正在慢慢品味上海的一个先锋派艺术展，她的身边围绕着一些上海的精英人士。这些精英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谈论着一些高雅的话题，其中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人讲上海话，有人讲普通话，不时还掺杂着英语和台湾方言。

　　王小姐是那种典型的上海雅皮士。她所在的这座画廊位于上海一处非常有名的会所。会所设在上海乃至中国最有名的市中心地段－－－外滩，这里有中国第一家高档水疗会所，有一家世界顶级名牌“阿玛尼”的专卖店，有一家由世界顶尖名厨开的餐馆。在上海五光十色的夜景下，来这里就餐的高尚人士享受着各式各样的新奇精美的菜肴。不久前，能吃得起这种餐馆的人一般只有公款消费的国家官员或名人。但现在，这家餐馆有一半左右的顾客都是上海当地人。这座会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上海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正学会享受人生。过去人们生活在一种贫困的状态中，那时的观点是努力攒钱，因为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会怎样，现在情况发生了一定改变。”

　　王小姐长发飘飘，外形很不错，而且她的朋友来自世界各地。尽管她本人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她是在北京上的大学，然后在法国拿的管理学硕士学位。她用流利的英语说：“在过去，许多人出国读书就不愿回国。但现在，国内的机会比国外多。”她的一些上海朋友也游历甚广。

　　像王小姐这样的女孩子在经济上也非常独立。几年前，购买普拉达(Prada)这样高级手包的女孩子往往会挽着一个香港或者台湾大亨的手，但现在的雅皮士完全可以自己挣钱自己消费。王小姐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几年前受公司委派在上海开设办事处，在上海寻找投资机会。在这样一个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这家地产公司正在寻找居住楼盘和商用型楼盘的发展空间。王小姐年薪3．5万美元，住在公司给她提供的一处高档公寓中，因此她手头有大把的钱可花。

　　这种收入和地位也使她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许多朋友一样，王小姐并不急于结婚。王小姐最新的一个男朋友是一个美国人，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上海。她说：“如果结婚就会失去自由，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会着急；与此同时，我真的是在享受生活！”

　　城市流动人口：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每月都给家里寄钱，希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脸颊黝黑、满头乱发的王传利(音)穿着一双破布鞋，坐在一个当作旅行箱的布口袋上。他是挤在上海火车站的数百名民工中的一员。这些民工来自不同的地方，操着各种方言。他们有的玩扑克牌，有的把头放在膝盖上打盹。

　　王传利来自安徽省。与他同村的男人几乎都离开了家乡到各个城市打工。他说：“每到6月份大家都返回老家种豆子。种完了豆子，天气变热了，我们再离开家乡。然后到了收获的时节再回家收豆子、种玉米。到10月15日忙完地里的活儿，我们再离家3个月。我们像水一样流动不停。”

　　中国有1．14亿民工，他们被称为“流动人口”。王传利的前后左右坐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其中有些民工曾参与建筑了上海的高楼大厦，却从未感受过城市的繁荣。他们常常是没有证件，得不到中国劳动法的保护。像王传利这样的临时建筑工人的工资大约是每小时5元人民币。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王传利不是那种一味抱怨的人。43岁的王传利说，生活是美好的。他和另外9个人住在一间有5张床铺的屋子里。

　　王传利家里有妻子、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他和其他民工一样，每月都给家里寄钱。他希望两个孩子能过好日子，不要走他的老路。他只读到初中，没有考上高中。他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我想学会一门手艺，真正精通一门手艺。但是梦想必须适应现实。因此，我学会了当建筑工人。”

　　天色渐暗，该吃晚饭了。王传利扛起布袋子，走进了穿着破鞋满头乱发的一群民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