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军队刚允许贴大字报时,蒋彦永医生是三○一医院贴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院长靳来川的,其中包括靳对邱会作提供从国外进口的性激素等药之事。事情有巧,在文化大革命前,邱会作的丑事正碰到了蒋医生的手上。当时有一位在铁道兵文工团拉二胡的、患胆囊炎的十八岁的女病人正住在蒋医生管的病房。当这位病人去做检查回来时,在电梯里有一位穿高干病房衣服的人和她谈话,并约她晚上到内科楼前的葡萄棚下相见。她回病房后吓得要哭,并将此事告诉了护士长。护士长立刻将此事告诉了管病房的蒋医生。蒋也马上报告给保卫处的康毓蔚处长,康随即报告给政治部杨忠孝主任。
他们经研究后决定让病人还是按时去赴约,而保卫部门安排人在四周去抓那位“首长”。当晚病人到了葡萄棚下,过不久,来了一辆大红旗车,从车内走出来的是总后的邱会作部长。这些保卫人员是认得邱的,他们当然不敢去抓他,但邱看到周围有人就返回车内离开了。三○一医院将此事向总后报告后,总后的政委李聚奎招开了党委会对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文革开始后,总后的一些干部到三○一医院找外科六病室的卫生员毕某某,希望她能证实她在总后招待所工作时,曾遭到邱会作等人的侮辱。毕最初没表态,后来她找护士长谈了她被侮辱的情况。蒋医生当时是普通外科的支部书记,就得知了这情况,并告诉总后的干部。他们写了对邱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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