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胡连会”与中国政治伦理

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应邀访问大陆，是近期中国政治戏剧别开生面的一幕。北京导演的这一场“反间计”似乎已经收效，中南海有理由关起门来谈论西安事变以来对国民党这个宿敌的第二次政治胜利。中国官方媒体半掩红颜却迫不及待地报导了连战在台湾起飞的时候机场那场蓝绿格斗，这种喜悦如同刚刚听说蒋委员长被囚禁一样叫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海外有评论人士匆忙嘱咐连战到北京谈谈民主，这种“政治介入”缺乏对连战之行的基本估计：连战到北京主要的功能是支援专制，并通过支持专制获得岛内的政治支持。连战的“和平之旅”完全是专制之旅；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对台湾，这场戏剧都是对民主的背叛和伤害。至于“两岸和平”， “胡连会”绝不可能达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事实上两者对这一点心照不宣，他们都希望借和平的名义达成各自的目的和共同的目的。推动“胡连会”得以产生的那些目的，以及为此运用的手段，则反映了中国政治伦理极端可悲之处。由于这种政治不道德，大陆专制将从中吸收政治营养，台湾民主则因此面临严峻考验。

胡锦涛和连战在这一点上是共识：羞辱陈水扁，并不同程度地敌视台湾民主。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团结合作。这种团结是两个心胸狭窄的人暂时的团结。然而，两个人的侧重点大有不同。对于胡锦涛来说，“胡连会”意义至少有五：第一、打击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势力。第二、扭转反分裂法以来造成的极大的被动局面，这一被动局面不仅是国际性的，也在党内产生了纷争和对胡的不满。显然，北京也希望通过在台湾岛撕开美日台日益形成的军事包围圈。第三、在民主的台湾制造混乱和分裂，从意识形态角度减轻邻居民主对大陆专制的道德压力。第四、显示在台海问题上有新办法，以超脱江泽民政治遗嘱（“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束缚。第五、在反日浪潮和六四周年等敏感时间，转移国内外的注意中心。

对于连战来说，“胡连会”的意义也可以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缓解民选下台之后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灵脆弱从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就爆发了，它不仅显示了连战本人缺乏基本的民主素质，也展示了汉语民主的先天不足。第二、私人恩怨报复陈水扁。第三、为国民党争取政治支持。但这一点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胡连会”不可能取得“和平”成果，唯一的结果是声援北京的专制同时损害台湾的民主。“党的利益”或“党私”也是有底线的。第四、国民党还没有度过“在野更年期”，他们希望这次政治演出让世界恢复对他们的政治记忆。第五、对美国政策的不满。

毫无疑问，扁政权是“胡连会”最大的受害者，而第二个受害者就是台湾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但是，陈水扁政府并不完全是同情的物件，他必须从这一政治教训中反省民进党多年来的鸟笼政策。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关锁岛”的狭隘心态，造成了岛内的分裂和北京的渔翁之利。扁必须明白，台湾和平的前提是民主，台湾民主最终的保障是大陆的民主。一个民主的台湾和一个专制的大陆之间不可能有和平。这种暂时的和平只能诉诸武力均势，其结果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了消灭对方或理论上的互相防卫在全世界购置武器，并客观上强化了大陆政权的军事专制主义性质。民进党放弃了民主政治本身巨大的政治优势，反而一方面求助于美国的保护和武器弹药，另一方面则试图远离大陆以自存，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对于北京来说，事实上他们恐惧民主慎于恐惧台独，因为前者涉及党的利益，后者涉及民族利益。把统治者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这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利益仅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真正的政治目标。因此北京充分利用了扁政治背叛“民族利益”这一政策，同时非常高兴他放弃对大陆民主化的基本要求。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它在台湾又一次失去政权，它现在的主要目标是重新控制台湾，因此短期内不可能对大陆民主化提出要求。正因为如此，北京拉连打扁才具有了充分的运作空间。人们可以退一步设想，如果国民党仍在台上， “胡连会”至少现在是不可能成功的。

扁政府的政治出路就是以自治主义取代独立主义，同时以民主为条件主动要求与大陆对话，并提出两岸裁军的“新思维”。目前中国大陆不顾人民死活武装军队，真正的目的是新的统治者赎买军事部门的效忠，而其唯一能放到桌面上的“合法理由”主要就是台海危机。以民主促两岸裁军，这在政治上必将把北京推到最后的位置上，而这最后的界限就是北京是否放弃军事主义专制。推动两岸裁军不仅有助于两岸人民的生活和台海和平，也有助于营造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形象。这是千秋功德之业。

当然，“胡连会”所展示的中国政治伦理正相反。这场中国戏剧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丑陋和中国政治伦理的极端落后。首先，它表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即使在台湾取得了初步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民主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连战和陈水扁分别代表了汉语世界民主观念的贫困：对于连战来说，民主并不是政治信仰，仅仅是一种权力之路，因此他可以丧失基本原则、不顾宪政危机、为个人恩怨和一党之私与世界上最野蛮的独裁政权沆瀣一气。比较一下美国大选失利的凯利，我们就能看出中国式的民主为什么不是成熟的民主。连战完全有理由放弃北京显而易见的诱惑，那样他在政治上恰恰会得到更大的尊重。但他的信仰状况限制了他。对于陈水扁来说，民主同样不是信仰，仅仅是台湾独立的合法手段，台独成为最高价值与统一成为最高价值，不过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偶像崇拜而已。这种局限使陈水扁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北京暴政，结果这种小岛寡民的理想顷刻之间四分五裂。一个政治家必须对整个政治实体的团结承担首先责任，因此连战的分裂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应该由扁政府承担责任。最后，让我们评价一下似乎“单赢”的北京。我们知道也正在欣赏着北京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沾沾自喜。但是，北京对连战的安排和策划，恰恰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反道德本质－－阴谋破坏另外一个政治实体的和平，离间别人的团结，破坏邻居的民主，这种道德败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国政治不仅不把卑鄙视为不道德，反而视为精明而自鸣得意。这不仅仅是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然而。这种政治机会主义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正如它在历史上不断使中国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内乱与贫困循环往复）一样，今天，这种政治精明或政治无耻使国际社会一片齿冷。就在北京欣赏自己的“反间计”的时候，国际社会再一次验证了什么叫丑陋的中国人，什么叫中国的政治。人类的良心为此感到羞愧：一个政府怎么能玩弄如此幼稚的谋略却毫不脸红？

我看到一些欣赏“胡氏谋略”的评论，这使人更加绝望。一个灾民社会、一个政治有还处于幼稚园水准的社会，出现“胡连会”这样的戏剧，以及出现对这戏剧的欣赏，都是不奇怪的。“胡连会”及其展示出来的道德败坏，没有说明别的，它进一步说明了了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它的堕落是对自己恰如其分的惩罚。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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