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网络自由作家杜导斌先生被捕，深感震惊和不安！
2003 年10月31早上起来，在“不寐思想论坛”上看到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市公安局逮捕杜导斌”。开始我还有些疑惑，但显然，又“一位网友失踪”了。湖北省警察当局告知家属，杜导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解中国现实的人们都清楚，这一罪名对当事人意味着甚么。杜导斌上有年迈的双亲，下又未冠之童，面对这一惨祸，杜导斌的妻子黄春荣扣问世界：“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应该撞击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所有的丈夫和妻子。
这些年来，我探望过江祺生的妻子章虹，也见过杨子立的夫人路坤……今天，我又“看见”了杜导斌的妻子黄春荣──每次我都把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藏在心里，我想我没有资格同情她们。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有罪，仿佛不是警察而是我应该对这种悲剧承担责任。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小女儿，尽管三年的漫长时光里我们无法相聚，但她们毕竟再也不会被中国警察恐吓了。我想起在一次搜家中妻子藏起《灾变论》时那种惊恐不安的表情。所以我相信我能理解“自由撰稿人”的妻子的痛苦。当警察在楼道里用皮靴敲击地面的时候，当他们的丈夫被警察带走而毫无消息的时候，当她们的丈夫被宣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时候，这些女人，普普通通的想过平常生活的女人，母亲和妻子，被置于一种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孤独、绝望和痛苦之中，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丈夫希望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说话的国家里诚实地发表意见。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因自己的自私和野蛮继续肆无忌惮地制造着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然而令人难堪的是，它还宣称自己竟然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就在杜导斌被捕的消息在网上公布的当天，官方网站还公布了这样一条“新政喜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表示，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中新网10月30日）。我不知道，黄春荣们在看到这样的消息时回想些甚么呢？中南海的“代表们”也有妻儿老小吗？
李思怡惨案以来，我几乎是看着自己的文字一天天变得“不宽容”并具有“对抗性”的。在我对“国家”感到愤怒的同时，我对体制内知识份子关于“新政”和“保守主义”的移情感到不安。愿上帝宽恕我，我无意在在批判知识精英的“道德低姿态”（实际上就是生存策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姿态”，我只是希望：面对“我该怎么办”这种追问的时候，宣称自己反对极权主义的罪恶的人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低姿态”是多么的不诚实，不人道。我很遗憾我的批评导致了我与“知识界”的“决裂”，这些文字没有使“朋友们”有罪恶感，反而让“自由主义”有了“愤怒感”。
“我们分工不同”，我不能用这句话来答覆“我该怎么办？”这句追问。事实上我该把这个问题变成我自己的问题：面对每天发生的因言获罪的人权悲剧，“我该怎么办？”让正在行凶的国家住手，我们就不能沉默。我盼望也愿意参与一场持续和有力量的针对杜导斌等因言获罪作家的和平救助运动和抗议行动。
2003年10月31日星期五
2003 年10月31早上起来，在“不寐思想论坛”上看到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市公安局逮捕杜导斌”。开始我还有些疑惑，但显然，又“一位网友失踪”了。湖北省警察当局告知家属，杜导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解中国现实的人们都清楚，这一罪名对当事人意味着甚么。杜导斌上有年迈的双亲，下又未冠之童，面对这一惨祸，杜导斌的妻子黄春荣扣问世界：“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应该撞击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所有的丈夫和妻子。
这些年来，我探望过江祺生的妻子章虹，也见过杨子立的夫人路坤……今天，我又“看见”了杜导斌的妻子黄春荣──每次我都把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藏在心里，我想我没有资格同情她们。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有罪，仿佛不是警察而是我应该对这种悲剧承担责任。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小女儿，尽管三年的漫长时光里我们无法相聚，但她们毕竟再也不会被中国警察恐吓了。我想起在一次搜家中妻子藏起《灾变论》时那种惊恐不安的表情。所以我相信我能理解“自由撰稿人”的妻子的痛苦。当警察在楼道里用皮靴敲击地面的时候，当他们的丈夫被警察带走而毫无消息的时候，当她们的丈夫被宣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时候，这些女人，普普通通的想过平常生活的女人，母亲和妻子，被置于一种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孤独、绝望和痛苦之中，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丈夫希望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说话的国家里诚实地发表意见。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因自己的自私和野蛮继续肆无忌惮地制造着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然而令人难堪的是，它还宣称自己竟然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就在杜导斌被捕的消息在网上公布的当天，官方网站还公布了这样一条“新政喜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表示，十六届三中全会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中新网10月30日）。我不知道，黄春荣们在看到这样的消息时回想些甚么呢？中南海的“代表们”也有妻儿老小吗？
李思怡惨案以来，我几乎是看着自己的文字一天天变得“不宽容”并具有“对抗性”的。在我对“国家”感到愤怒的同时，我对体制内知识份子关于“新政”和“保守主义”的移情感到不安。愿上帝宽恕我，我无意在在批判知识精英的“道德低姿态”（实际上就是生存策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姿态”，我只是希望：面对“我该怎么办”这种追问的时候，宣称自己反对极权主义的罪恶的人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低姿态”是多么的不诚实，不人道。我很遗憾我的批评导致了我与“知识界”的“决裂”，这些文字没有使“朋友们”有罪恶感，反而让“自由主义”有了“愤怒感”。
“我们分工不同”，我不能用这句话来答覆“我该怎么办？”这句追问。事实上我该把这个问题变成我自己的问题：面对每天发生的因言获罪的人权悲剧，“我该怎么办？”让正在行凶的国家住手，我们就不能沉默。我盼望也愿意参与一场持续和有力量的针对杜导斌等因言获罪作家的和平救助运动和抗议行动。
2003年10月31日星期五
(转自：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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