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第一、对自由派知识份子控以“性犯罪”。第二、对体制内反对派控以经济犯罪（有时候同时控以性犯罪）。第三、对已经监禁的人士通过刑讯逼供──有的甚至完全是捏造──获取“悔改书”、“保证书”以根除将来“平反”之可能。第四、把政治异议者污称为当下严打运动的对象（如FLG）以便获得整肃的正当性。这一政策呈现三大特征：第一，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第二、法律案件道德化──或者说，诋毁被害者名誉成为同人身刑同样重要的目的。第三，这一司法理念有强烈的预后性：防止政治变迁可能导致的翻案风潮。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它可以洞见“政治案件非政治化”这一政策背后的阴暗世界。首先，它说明有关当局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整个意识形态自信的丧失。一九八九事件真正政治效应也许是：当局自身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因此北京被抛于“未决犯”的恐惧之中。正是这种未决之恐惧，或对政治平反的记忆与前瞻，政治“智慧”援用“非政治化”之镇压政策进行法律自卫，以期望把政治案件做成无法平反的“铁案”。其次，八九事件进一步使中国社会道德彻底败坏。既得利益者成为道德败坏的代表，成为良心事件的敌人。但是，道德堕落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精神焦虑和恐惧，它会动员心灵进行道德自卫。这一堕落者的道德自卫一般指向两个方向：一方面顽固坚守既定的罪恶行径以显示正确，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通过把别人也弄得一样脏以取得心理平衡。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顽固，事实上已经是内疚。而对他人进行道德捆绑（参见上述四种表现方式），则表明道德上的绝对幻灭。这是一种流氓行径，但它带着深刻的绝望和报复的快感。人们可以想像染了绝症的人，由于缺乏爱的教育，往往会仇恨生者，因此可能会选择同归于尽这种攻击方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性诬陷和腐败诬陷还利用了人性中的性压抑和财富嫉妒两种因素。关于性压抑导致性诬陷和性自慰，弗罗伊德主义者在分析“法西斯主义心理”时有过杰出的理论贡献。按这一派的观点，性压抑首先导致攻击性。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攻击性更倾向于攻击女性（特别是明星）、弱者，或者津津乐道受害者的性生活以及“性犯罪”事件。党内斗争、知识份子纷争、街谈巷议、扫黄，等等，都呈现出这样一种性变态问题。显然，性审判具有群众基础，这一点拥有本土文化的支持。性压抑也导致对性的仇恨，但对性事件的津津乐道则透露出论者与其说是仇恨性，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不如说同时也帮助他实现了一种性自慰。
进一步说，丧失了自信的既得利益者充分利用了人性中最阴暗的力量，它把政治复归于阴谋崇拜这一原始思维中。由于这一传统，堕落并不导致公开的内疚，反而会形成一种智力上的快感。这一快感可以武装他们将罪恶进行到底。几年前，我谈到中国心灵的根本问题是“无耻是智慧，冷漠是成熟”，事实上，“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是这一精神的官方表现。
当美国为虐囚事件无地自容的时候，中国正为刘水事件以耻为荣。当耶稣被公开审判并钉在十字架的高处的时候，甚至还能够呼喊的时候，我们震撼于神拣选之奥秘──在中国，这一切甚至是奢侈，仍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政治犯不能公开审判，君不见林昭、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这里政治犯不能公开喊叫，君不见张志新、李九莲喉咙被割断？在这里，政治犯甚至具有经济价值，抓阄分衣服是浪费，君不见黎莲的肾被活生生剜下送给革命干部保养天年？在这里，更具有创造性的发明是：政治犯被政治流氓化装成和他们一样的流氓进行政治展出。这是绝无仅有的。
刘水不是最后的受害者。
2004年5月8日星期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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