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和经济的权力，也是政治的权力，这是中国大陆政治的特点，是观察北京高层权力互动的重要指标。目前，一场围绕着对金融和经济权力的控制权之争，正在由北京总理温家宝领导的国务院系统，和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所主导的中共党务系统之间展开。这是中共高层最新一波的权力斗争，它不但关系到中共各个派系未来的权力布局，也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十三亿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亚洲周刊获悉，这场目前“相当激烈”、并已呈表面化的权力之争，表现在最近中共高层对宏观调控问题的政策分歧，表现在各级金融体系对有关政策“或明或暗的抵触”，总理温家宝抱怨宏观调控措施无法“政令畅通”、从而在中国各大商业银行高层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权力洗牌，并对部分人员整肃，洗牌和整肃正折射在最近发生的香港中银“朱赤、丁燕生事件”上。这场权力之争，被认为是至今为止，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之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安无事”之后，出现的“最激烈”的权力斗争。
目前被扣查的香港中银副总裁丁燕生，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中银的最高负责人──党委书记，也被视为负责党务的曾庆红在金融系统中的嫡系。他被由温家宝领导的国务院监察部调查人员在深圳扣查，反映了党政之间权力缠斗的最新发展。
和过去金融及经济弊案不同之处是，过去抓捕经济犯罪嫌疑人时，都是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从党内组织实施“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以党纪处置，再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但这次香港中银事件却相反，是由国务院监察部透过“司法机关”，绕过党组织直接对一个重要金融机构的中共党的负责人予以逮捕，显得颇不寻常。
由于这场“党政缠斗”，恰好发生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于九月下旬召开之前，发生在本届领导核心已经过了将近半届、类似美国“中期选举”的敏感阶段，发生在温家宝总理极力推行的宏观调控政策遭遇阻力和挫折的时刻，因而更引起外界的关注。
金融系统人事大洗牌
北京一位政治学界人士将之称为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因为他从经济领域开刀，首先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金融系统大规模的权力洗牌和人事整肃。据官方公布，这次中国金融界的人事变动包括由原国务院审计署副审计长项俊波接替刘廷焕，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原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调任中国银行行长；由常振明接替张恩照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层的大换班，表面原因是前后两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近日被“双规”；而最引起外界关注的，则是香港中银两位高层突然“出事”。
北京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香港中银这两位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出事的原因与高层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与目前北京高层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权争夺有关。朱赤和丁燕生是在八月二日接通知前往深圳“开会”时被北京“有关司法机构”扣押的。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的董事会通告称，他们是“接获中国银行通知”，内地司法机关正在对朱赤和丁燕生进行调查，原因是朱和丁“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前香港中银出现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同，该行此次以超常规的速度，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即于凌晨一时主动发布公告，向外界公开了有关消息，比起前些年发生的王雪冰、朱小华和刘金宝等人的案子，中方有关机构对此案的“透明度”之高，新闻透露的速度之快，令香港媒体惊讶。之前的王雪冰、朱小华和刘金宝“出事”之后，当局都是长时间保密。但这次宣布朱赤和丁燕生被扣内地，接受“司法机关调查”的消息，实际上距离他们被扣时间只有不到十小时。
监察部操作中银不知情
香港中银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士告诉亚洲周刊，朱赤和丁燕生是在八月二日（星期一）下午三、四点之间，接获通知前往深圳开会。在前往深圳的中银集团“私家车”上，他们两人还可以随意给朋友或同事打电话、谈工作，甚至安排第二天的约会。在车上，丁燕生告诉朋友，他开完会之后，当天晚上就赶回，因为第二天中午已经与朋友约好“饮茶”。但没想到这一去，就陷进了北京有关机构在深圳罗湖的黄贝岭设下的“鸿门宴”，由往日风光无比的中银香港副总裁，成了失去自由的“阶下囚”，被宣布接受“司法机构的调查”，成了第二天香港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
实际上，在朱赤和丁燕生踏上赴深圳的“不归路”之前，他们都没有发觉，一条无形的绳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子，他们已经被暗中控制和接受调查一个月。据北京中银权威人士透露，甚至连在北京的中国银行高层，也没有被知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更没有半点消息，案件显然是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处理”。在这段时间里，丁燕生还曾于七月中下旬到了上海一趟，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顺利返回香港。香港中银员工发现，唯一反常的迹象，是八月二日中午，包括他们两位在内的香港中银高层四位负责人，一反以往总是最后才到餐厅吃饭的惯例，齐齐提前到达，与员工共进这一顿“最后的午餐”。
朱赤和丁燕生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出事”？根据香港中银的官方说法，是“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但是被朱丁用作什么样的个人用途？是被贪污？或是被私吞？或是被用于中国内地国有企业普遍流行的“小金库”？在这个似透明非透明的公告之间，给外界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和疑惑。
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朱赤和丁燕生目前已被押解回北京接受调查，之前与刘金宝案有关的说法，亦已获得官方的“澄清”。中国银行兼香港中银董事长肖钢八月十八日在与香港金融管理局高层会晤时表示，朱和丁以及香港中银前总裁刘金宝、总裁办公室前总经理张德宝，涉嫌“私自挪用”“小金库”三千多万元资金，这些钱据称是香港中银二零零二年上市之前，十一家成员行不记在账上的资金。
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被指朱、丁等四人“私自挪用”的这三千多万元，是在刘金宝担任总裁时，香港中银高层集体作出的决定，将这笔钱临时调用于某个方面的投资，之后已经将钱还回，并未造成实质的损失。他认为，如果说有责任，“总裁应该负上这个责任，而且对集体作出的决定，副总裁不能不签字”。香港中银发布的公告也证实，有关问题是在刘金宝于二零零三年五月调回北京接受调查过程中交代的。据悉，当时在这笔资金调用签字时，由于时任总裁的刘金宝正在美国进行香港中银上市前的路演，在刘金宝同意之后，根据“二（两）人为公”的原则，由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签了字。
有关人士表示，朱赤本是具体负责业务的，丁燕生则是香港中银“（中共）党的书记”，专门管人事工作，与“高（犯罪）风险的资金调拨”本来很难扯上关系，他们只是根据集体的决定“签字”，但却惹下了大祸，承担了“集体决定个人负责”的罪责。而将这种“集体行为”算到个人头上，说明了这个案子并不单纯，“显然与高层政治有很大的关系”。
朱赤和丁燕生都是在中银香港前年上市时，同时被任命为副总裁的。现年五十岁的朱负责业务规划及财务策略业务单位的业务，有超过二十年银行业经验。五十一岁的丁则为中银香港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有十年银行业经验。一九九五年即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办公室总经理的朱赤，到香港任职中银集团副总裁之前，是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的第一把手总经理，因此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朱赤要贪，在澳门时早就可以‘大展鸿图’了，犯不着为此栽跟头”。
丁燕生是丁关根侄儿
有关丁燕生的背景，在他被留置调查之后，也引起中银员工的议论纷纷。出生于北京中共高干家庭的丁燕生，据称是北京中共前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的侄儿。丁毕业于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之后，曾长时间从事中共的组织人事工作，到中银担任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及总经理之前，在北京中央组织部工作。到香港之后，即一直负责香港中银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主控中银香港的人事大权。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香港中银朱赤和丁燕生被扣押审查，实际上是北京高层对金融控制权之争的具体反应。香港中银知情人士表示，丁燕生熟悉人事制度及金融纪律，其管理范围又不涉及银行业务，因此犯如此错误让人意外。而且，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参与签字“挪用”资金的问题，当局大可不必如此“小题大作”，“背后当然有政治的原因”。
党掌握人事任命大权
丁燕生在中共官僚体系里，职位并不是很高，但却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中，来自中共组织系统的人马。而中共组织系统，根据“以党领政、党管干部”的原则，被认为是中共政治权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多年前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期，更大大强化了该系统的权力结构，中央组织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省一级的组织部长，则进入省委常委。
多年来，经过权力强化之后的中共组织部门，在党政部门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权，党真正领导了一切，八十年代后期曾推行的“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架构下，国务院系统的人事权被大大削弱，尤其是在前总理朱镕基的后一半任期，总书记江泽民担心中共党权力的“流失”，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分散和缩小了国务院在人事上的不少决定权，比如设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中央企业工委）”等机构，把有关金融机构或大型国营企业的管理，尤其是负责人的人事任命权，统统收归这些机构和中央组织部。
根据这样的架构，多年来，国家有关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考察任命”，国务院总理充其量只有“建议权”，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党系统的手里。而金融系统，被认为是国家的命脉，尤其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杂的中国大陆，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实际的政治权力。总理温家宝今年初以来推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就深感这一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的宏观调控政策，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收紧银根，对被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过热”的经济发展釜底抽薪，但他遇到了阻力，尤其在金融系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因此，目前中国金融系统的“人事地震”，被认为是温家宝总理要收回金融权力“话事权”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北京国务院系统和中共党务系统之间的“权力缠斗”。官方《人民日报》对此公开承认，有些地方和机构对中央宏观调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出现了“政令不畅”的问题。
与金融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权一样，对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的任命，国务院总理实际上也是大权旁落。北京一位官员告诉本刊，目前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共有约一百二十个。这些国企负责人的任命，当然是中央企业工委的权限，而其中五十三个副部级企业的负责人，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在曾庆红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代，更由曾亲自找候任人选谈话考察。
这样的人事布局，事实上延续到现在，孰优孰劣？北京中央党政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对权力的争持也都非常执着。显然，总理温家宝对此相当不满，他希望夺回这部分“失去的权力”。北京官方消息人士透露，日前当国资委召集这些副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开会，征求对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草案的意见，讨论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时，不少负责人的发言都提出了这个体制上存在的“缺陷”，也检讨本系统“政令不畅”的问题。
温家宝抱怨政令不畅
目前，不论是“政令不畅”的问题，或是“宏观调控”的阻力，事实上都成了中共高层权力缠斗的藉口。其实，对于有关权力的归属，不但只是“政令不畅”的争拗，而且关系到中共各派系之间未来的权力布局。当“强人政治”已经不在，没人可以有足够的权威为中共指定未来的接班人时，北京高层事实上正为未来的权力斗争制定有关的“政治游戏规则”，而在这个过程中，各派系都在显示智慧和力量，因此，目前国务院和中共党务系统之间的权力争夺，就是这种较量的具体体现，它不单关系现在，更关系到未来对中国权力的掌控。
北京一位政治学者表示，为制定这样的游戏规则，为了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或在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对己方有利，目前中共各派系都在适时展示自己的“政治肌肉”，显示实力，或借力使力。比如宏观调控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成了政治上的较量。据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对在上海搞宏观调控表示不同意见，要求温家宝总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政治责任。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和吴仪，也在不久之后于青岛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宏观调控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不要一刀切。
面对中央高层对宏观调控的严重分歧，据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认为曾培炎和吴仪两位副总理言之有理，因而接受了反对意见的某些看法，并在曾庆红的安排下，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深入科研院所，码头船坞，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就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经济工作”等问题“深入调研”。胡锦涛此行，被认为是对宏观调控有巨大反弹情绪的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安抚，他向上海官民表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要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
胡锦涛还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被认为是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修正。目前，北京当局已经不再宣传宏观调控，官方宣传部门的一份通知，已经要求各地媒体“不要再报道宏观调控”，说明了总理温家宝主导的这一轮宏观调控，在喊了几声“继续坚持”的口号之后，实际上已经草草收场，也显示了双方这次政治较量，正转化为权力的争斗，转化为对实际权力的争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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