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和日喀则是西藏的两大中心，分别称“卫”和“藏”，合称“卫藏”。
六世纪时，兴起于今山南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统一了卫藏，继而兼并羌系的“苏毗”和“象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这一事件成为西藏历史的界碑，此前称“象雄时代”，此后称“吐蕃时代”；羌系民族在成为吐蕃民族的成员前，曾经在西藏本土占过统治地位。
七、八、九世纪间，吐蕃王朝征服了黄河上游的“党项”、“白兰”、多弥”、“吐谷浑”，使青藏高原全境，乃至今甘南、河西、甘孜、阿坝、迪庆的诸羌部落全面“蕃化”。吐蕃王朝的势力还一度远涉西域，危及中原；但由于穷兵黩武和宗教政策的失误，九世纪中叶它就败灭了。
然而，藏传佛教继续维系着这个血缘复杂的高原民族。
藏语与缅甸语、汉语和中国南方诸族语言有着亲缘关系，因此藏语被现代语言学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汉藏语系下属语言的一般特征是：语汇多为单音节且具有声调。而藏语本身又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卫藏方言可能是藏语之源头，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是吐蕃民族扩张中，渐次蕃化了的周边诸羌语言。
西羌民族不但是藏民族的重要成分，而且很早就参与了华夏民族的形成，甲骨时代就有关于“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即指夏、周、秦三代都兴于“西羌”部落。中国的历史、语言、人类诸学科，本该深究西羌民族的族属和语属；然而传统学术只以浅尝“姜姓即羌”或“西方牧羊人”等文字古训为足，解析性的研究始终未能深入展开。本文则以藏民族中北方民族的部落或血缘成分，来证明西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
西羌民族大多蕃化或汉化，还有一些演变为“白马”、“嘉绒”、“木雅”等似蕃的“藏族”，或“羌”、“彝”（“裸裸”）、“纳西”（“摩些”）等非蕃少数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如甘青地区说蒙古语的“土族”和“东乡族”，保留着祖先的语言。元明之际就湮灭了的“西夏民族”，是“党项羌”的后裔，又是西北“回族”的源头。今世陕甘宁青地区汉、回、蒙、藏诸族并存，就是西羌民族与他族融合和宗教认同分化的结果。
西羌部落本身种属有别，且又先后或程度不同地蕃化，是致使“羌地”使用的藏语有“康”和“安多”两大方言的原因。藏北那曲、藏东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等地区，构成“康方言区”。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诸州，及青海湖周边和河西走廊构成“安多方言区”。这两个方言区大致以巴颜喀拉山和大渡河上游诸支流分界。
康巴藏族的祖先
藏语的“人”字为“巴”，康方言区居民就叫“康巴”，康巴是“苏毗”和“象雄”（汉籍作“羊同”）民族的后裔，历史记载苏毗和象雄都是西羌部落，而许多证据表明，它们都是深入青藏高原的北方民族。吐蕃王朝初为吐蕃、苏毗、象雄之军事联盟。象雄地处阿里，对吐蕃宗教文化有许多贡献，藏北苏毗则是吐蕃王朝经济和军力的支柱。前吐蕃时代，象雄和苏毗曾于卫藏地区建政，松赞干布率雅隆部落将其逐出，拉萨遂成吐蕃王都。
藏语的“北”字读“羌”（chaan，与“西羌”之“羌”无关），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及至长江上游通天河滨的玉树州，俱称“羌塘”，古代那里是苏毗的地方。再北越巴颜喀喇山，便入党项羌故地（今果洛州境），唐初党项羌灭散后，吐蕃势力通过当地与更北的吐谷浑接触。在唐、蕃争夺河西、陇右、川西的战争中，羌塘是交通要冲，也是吐蕃兵员和军需的供给地。同为羌系游牧部落的苏毗和党项，仅为巴颜喀喇一山所隔；但今山南的玉树州和山北的果洛州，却分属康方言区和安多方言区，这显然与苏毗蕃化甚早的背景有关。
“康巴”又称“霍尔”（hor），藏北昌都地区的“霍尔三十九族”，和四川甘孜地区的“霍尔”部落，构成康方言区人口主体，他们被公认亦自认是北方民族的后裔。三十九族与北方民族相关的族名有：“巴吴”即“仆和”，“比如”即“拨略”；“赤如”即“叱罗”，“竹居”即“女直”，“杂玛尔”即“且末”，“达珠”即“达稽”，“那如”和“纳若”即“纳喇”（蒙语“太阳”），“奈木擦”即“尼马察”等。在清代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三十九族，而三十九族的亲中央的政治心理，至今如是。
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说：“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查此地带（按：昌都地区），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故]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因此，“霍尔”既是“康巴”，亦是
“胡儿”，又是“西羌”和“北狄”的通称。这貌似糊涂观念，却是藏民族对羌狄同源的清醒认识。
虽然，“霍尔”一度专指“蒙古人”，但该字的出现却远远早于元蒙期。松赞干布（卒于公元六五○年）时，即有“霍尔人”向布·杰季昌桑和“康人”拉斯·肖布登桑，担任吐蕃朝廷“内臣六桑”的成员。看来，具有北方民族血缘的部落成员，在吐蕃王朝初兴时就参与了它的政治运作。
十三世纪后，蒙古武力统治西藏数百年，但藏传佛教却统治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至今。西藏历史上的不少僧俗要人是蒙古人，格鲁派（黄教）始祖宗喀巴之父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则是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然而，蒙藏两族的互相渗透，往往掩盖了北方民族参与藏民族形成的早期作用，吐蕃时期象雄的“窝骨”、“杂莫”、“帕噶”千户，实际就是北方民族“护骨”、“且末”、“仆骨”部落。
象雄－苏毗的北方民族属性，也传承给一些现代藏族部落。五十年代前那曲县“巴尔达部落”的头人称“金格尔”（gin-gher），它显然就是“成吉思”（gen-ghis）的转音。清代四川嘉绒藏区有若干土司亦以“成吉思”为号，如乾隆年杂谷土司名“根濯斯·甲”，嘉庆年党坝土司名“根噶斯·丹增·姜初”，“根濯斯”和“根噶斯”都即“成吉思”，而嘉绒藏族土司家族多系七、八世纪自藏北迁来，与十三世纪漠北“成吉思汗”毫无干系。
藏语“蒙古”一字亦作Sog，与“牛”字之康方言so或安多方言之sok相同，汉籍记载的“牦牛羌”很可能是后世蒙古民族的同类；那曲地区“索县”（Sog）当是“牦牛县”或“蒙古县”了。 藏北－羌塘地区有大量蒙古语地名，如：巴颜喀拉（“富饶而黑色的”）、可可西里（“青色的矮山梁”），喀拉乌苏（藏名“那曲”，汉意“黑水”）等，它们可能都是吐蕃－苏毗时代蒙古语地名的传承。其实，拉萨市郊当雄县就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不远处的“天池”纳木错，也有蒙古语的名字“腾格里淖尔”。
先于藏传佛教的西藏的本土宗教是“苯教”，苯教的多自然神崇拜和积极驱邪意识，都与佛教意识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更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使萨满教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西藏苯教极盛于古代象雄，当今依然流行于康方言牧区，现代藏族舞蹈则仍然寓有萨满跳神的形态，这都显示有“象雄”和“苏毗”有通古斯民族的背景。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四川德格、甘孜藏民使用的刀、马蹬、带扣上的动物图案，与鄂尔多斯或阿尔泰地区出土的金属镌刻的风格极为相似。原苏联考古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也曾发现以虎、鹿为形象的金属饰物，他们把这种“女真艺术”视为阿尔泰“息西安艺术”的东传，却没有设想“息西安”就是“息慎”，“息西安艺术”本是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外流。康巴藏族的这种艺术能力，也显示了他们与北方民族的渊源。
象雄很早就有了文字，并用它写就了许多苯教经典。既然象雄、苏毗与北方诸族有关，“象雄语”就应该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康方言”应是蕃化了的象雄－苏毗语，其中必有若干阿尔泰语成分的遗存。那曲地区康方言的敬语“谢谢”谓kho-zu，与卫藏、安多方言均极不同。经查，匈牙利语的“谢谢”为Köszönet，满语之“鞠躬”为“忽入”，该字源自通古斯语，就不言而喻了。
安多藏族之生成
藏语的“人”字既作“巴”，亦作“娃”，安多方言区的藏族称“安多娃”。安多是藏区的外缘，含青海黄南、果洛州、环青海湖地区，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北部牧区和甘孜州色达县，“安多藏族”是唐代“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蕃化而成的。
吐谷浑是自辽东徙至西北的慕容鲜卑部，《旧唐书·西戎传》说：“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六六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今世操蒙古语的甘青“土族”是其后裔，且自称“白蒙古”。
吐谷浑及属下的西羌诸落未能抵御吐蕃民族，不仅为之征服，还导致大量族众转换语言，改变认同，使大片“羌区”成为“藏地”。《旧唐书·西
戎传》将这段历史归因于：“高宗谴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公元六七○年“大非川”一役，唐军大败于吐蕃，吐谷浑走上了与胜利民族融合的道路，西北地区的人文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安多藏族的另一源头是“党项羌”，其地于巴颜喀拉山与阿尼马卿山之，含今青海果洛州和四川阿坝州北隅，是黄河源头水草丰美的牧场。
唐初吐蕃军兴，党项部落奔散，一部迁至陕甘宁边地，宋代建立“西夏”政权，元蒙称西夏为“唐兀特”或“唐古特” （即“党项特”），吐蕃谓之“弭药”或“木雅”。蒙古语和清代文献称安多藏族为“唐古特”，可见满蒙两族是将它视为“党项”之裔的。
“党项”或“唐兀”，有中原族名“唐虞”或满洲族名“董鄂”可比；惟“弭药”或“木雅”还须深究。十四世纪藏文名著《西藏王统记》言及金人攻陷汴梁一事，说“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似乎是将女真说成西夏了。以吐蕃与西夏和两宋的密切关系，作者连二百年前的事都搞不清，实在匪夷所思。然若“木雅”是“靺鞨”的转音，是藏语对通古斯民族的通称，那末女真为“木雅”就没有错；而将西夏亦称为“木雅”，则表明藏民族认为西夏是女真的同类。
至今，藏语安多方言中还保有少量通古斯语词汇。例如，方向字“东”，多方言和康方言分别为xhar或xha，与满语中的“左”字“哈速”相通；众所皆知，北方民族是以“左、右”为“东、西”的。又如，安多方言之“烟”（指烧火的烟）字to-wa，恰如满语之“火”字“脱委”。
而安多藏区的著名地名“毛儿盖”和“俄界”恰是通古斯族名“靺鞨”和“兀者”对音。
八世纪中叶，吐谷浑和党项附蕃，安史之乱年间，蕃羌合流蚕食西北地区。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吐谷浑、党项联军陷长安。尽管，长安失而复得，但河西走廊却落入吐蕃手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须绕经漠北，从此大唐帝国一蹶不振。然而，吐蕃政权也没有维持太久，九世纪中它就败灭了。摆脱了吐蕃控制的党项部落，得以在陕甘宁边地崛起，建立“西夏王朝”；而一个蕃化了的西羌群体－“安多藏族”，也在这四百年间于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形成了。
尽管，“安多藏族”的祖先吐谷浑、党项，“康巴藏族”的祖先苏毗、象雄都是北方诸族的同类，但它们的血缘内涵还是各有侧重的。康巴、嘉绒族民众体格高大，长脸而俊秀，与山东人的体质面目很相近，其祖先苏毗－象雄部落所含东夷－通古斯血缘成分，可能较党项和吐谷浑更为浓重。安多地区人才辈出，近世班禅、达赖都来自青海河湟地区，他们的祖先可能与吐谷浑民族比较接近。据说达赖的亲戚都已汉化，连藏话也不会说了。
卫藏和尼泊尔地区的北方民族部落
吐蕃时藏地设“四茹”：拉萨周边的“伍茹”和“约茹”，日喀则周边的“叶茹”和“茹拉”；各茹下设十个“千户”。卫藏四茹各有茹旗。上下伍茹，为花边红旗和红色吉祥旗；上下约茹，为红色狮子旗和白色黑心旗；上下叶茹，为画有鹏鸟和黄色花斑之黑色白心旗；上下茹拉，为白狮悬天旗和黑色吉祥旗。适为八旗，与八旗满洲同制。
藏籍《贤者喜宴》记载，伍茹的十千户是：岛岱、岱界、曲界、章村、觉巴、支界、畿堆、畿麦、叶若布小千户、东部近卫千户；约茹的十千户是：雅隆、秦隆、雅界、玉邦、达保、尼雅涅、聂巴、洛扎、洛若小千户、北部近卫千户；叶茹的十千户是：东钦、象钦、朗迷、波噶、年噶、章村、波热、松岱、象小千户、西部近卫千户；茹拉的十千户是：芒噶、赤松、墀邦、拉孜、娘若、乞塘、康萨、开扎木、错俄小千户、南部近卫千户。这些千户名中，若干与北方民族的族名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如：
部落名 北方族名
岛岱（dor-sde） 拓特，
叶若布（yel-rab） 挹娄，
洛扎（lho-brag） 术甲，
波噶（phod-dkar） 仆骨，
年噶（nyen-kar） 粘割，
芒噶（mang-kar） 蒙古，
乞塘（khri-vthang） 契丹，
一般认为“卫藏”是吐蕃民族的本土，“卫藏四茹”是吐蕃民族最基本的成分。然而，即便卫藏四茹也包容了北狄部落。因此，北方民族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时代，就应该大大地早于吐蕃时代了。
尼泊尔是与西藏一山之隔的国家，它的八成人口是印度人种，另外二成是蒙古人种。后者的祖先都是来自西藏地区，一般认为他们的血缘、文化和宗教与藏族有关。尼泊尔主要的蒙古人种部落有Tamang、Rai、Limbu、Bhote、Sunwar、Magar、Gurung等，其中Magar聚落在加德满都以西的丘陵地带，它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Gurung部落有亲缘关系。
而信仰萨满教的Gurung部落又名Gurkha，即是著名的善战民族“廓尔喀”。
“廓尔喀”也是加德满都正西数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名；十八世纪时它是一个强大而好战的城邦部落。一七九一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激起了满清政府的强烈反弹；一八一四至一八一六年间，廓尔喀又进入印度，虽与英国东印度军队激战；却因其优良战力受英印当局青睐，化敌为友后收编为“廓尔喀军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十万廓尔喀精壮赴欧参战；香港回归前，驻港英军亦含廓尔喀军团，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雇佣军。长期以来，Magar和Gurung部落是廓尔喀军团的主要兵源。
通古斯系靺鞨民族以信奉萨满教和勇猛善战著称。族名Magar当即“靺鞨”，或满洲氏族名“马佳”，或匈牙利国名Magyar。族名“廓尔喀”
（Gurkha）则是金代女真氏族名“古里甲”，或清代满族姓氏“瓜尔佳”，或匈牙利姓氏Gyurko。“马佳”和“瓜尔佳”均入“满州八大姓”（其余六姓为伊勒根、钮祜禄、董鄂、辉发、乌拉、舒穆禄）。辛亥革命后“瓜尔佳氏”多改“关姓”，出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名人关向应。
Magar和Gurkha部落显然是象雄民族的后裔。中国北方民族在徙入西域于阗后，又穿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阿里地区，今新藏公路沿途发现大量描绘游牧生活和萨满祭祀的岩画，可资证明象雄民族的族源和由来。喜马拉雅山较平缓地带的“平都拉”、“下巴拉”、“甲拉”山口，则是象雄部落进入加德满都以西地区的最佳通道。从尼泊尔蒙古人种的属性，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象雄民族是一个通古斯血缘占优势的部落群体。
结束语
现代人类的祖先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史前图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些使用“原始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怒江河谷上溯，来到了西藏高原的腹地。而使用“原始阿尔泰诸语”的“西羌民族”，也由北而南争相进入青藏高原，这两支人流在卫藏地区发生撞击，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
在亚洲东部古代人类的语言融合过程中，藏缅式语言简单明确的特征，使它表现出极大的竞争优势，因此往往取胜。长江以南的南蛮部落不断迁入黄河流域，他们的藏缅式语言改造了中原地区的古代阿尔泰语言，而使“北方汉语”得以生成。同样，藏语的“卫藏方言”也是在原始藏缅语的主导下形成的。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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