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机场站放洋屁
兰州的地理位置，真正是中国的中心。在东南西北四至上说，由兰州到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边陲的距离，相当的匀称，在“海棠叶”上找一个位于中心的大城市，就非兰州莫属了。但一般说到兰州，却总以为那是西北的重镇，这可能是以人口密度作标准的观点造成的错觉吧。兰州气候干爽，雨水稀少，高原的泥土终年硬梆梆的。记得孔家墩机场上并无跑道设施，飞机无论落在那里或滑滚到那里，都无陷入松土之虞，孔家墩机场另一特色是机场中心部份隆起，如果从某一头观看另一头起飞或落地的飞机，飞机着陆或推大油门加速滚动时，你看不到对面的情形，一直等到在机场中心隆起部份出现飞机的轮廊时，才能够看到飞机的动静。
民国廿六年抗日战火刚刚点燃的时候，兰州空军总站长名叫李疆雄，外号李狗熊。这人很独特。他是广东人，却长得一付外国人的像貌，举止和性格都非常像一个洋人。他有两段名言，至今我还记得。其一是有一次他对机场服务人员训话时说：“命令是由长官的嘴里传到我嘴里，再由我嘴里吐出来传到大家身上。”他讲话时，好似向大家身上吐口水一般。其二那时兰州有“来华助战洋人”，他在洋人搞不清的时候，会大叫道：“去找一个会放洋屁的来。”我那时到兰州机场工作，便是这“放洋屁”的人队伍中的一员。
李“狗熊”年轻时候，曾经率领华工到法国去代表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在兰州任总站长时，那身制服显然与其他空军官佐不同，穿得非常挺拔。尤其他的马裤和马靴，剪裁特别贴身，马靴擦得雪亮，特别引人注意。空军上校高志航是留法的，那时也时常穿马裤马靴，神气却远不如李狗熊。李狗熊碰到来华助战洋人还要喊叫放洋屁的来帮忙，这可以推想到那些洋人决不是英美或法国人。年纪大一点的人该会记得，那些洋人就是“大鼻子俄国人”。
民国廿五年我在北平大学毕业。经过两度不同的训练之后，民国廿六年被分发到财政部直接税局上海办事处工作。直接税刚刚创办，主其事的人，是孔祥熙部长手下的大红人高秉坊。上海办事处的主任是梁敬錞。我以“办事”名义开始工作（不叫“办事员”），距离各层长官高不可攀，远得很呢。七七抗战爆发，八二三沪战开始，我都在上海作起码级的公务员。在我空军袭击日方“出云舰”时，流弹曾经落在我居住的法租界环龙路公寓邻居阳台上，但我们仍旧不太直接体会到战争的恐怖和紧迫。当然这与我年轻无知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不是说我没有憎恶日寇侵略我国的同仇敌忾的心情。
徐焕升匚曳衫贾?p>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廿日前后，粱敬錞主任有一天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劈头第一句话他问我：“你在空军里作过事吗？”“我没有。”“哦？你看看这一份电报”，他取一份电报递给我。报文很简短：“借调朱士熊立即赴南京航空委员会报到”，底下署名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不管怎样，这是军事命令，你必须遵办。你甚么时候走？今天可以吧？”那时是上午，但当天启程总是太难了，于是回答说：“今天可能来不及，明天我一定出发。”第二天我果然就离开家人出发了。那时沪战已经很酣热，松江铁桥已经炸坏了，京沪火车不通。从上海到南京，必须走沪杭甬公路到嘉兴，转车到苏州再转南京去。松江大桥已经不能通火车，旅行的人到了松江大桥下车步行顺着铁轨过大桥，再上火车到嘉兴。记得在苏嘉路段时，虽然坐的是夜行车，还是遇见了日机的轰炸。火车停驶后，随车人员命令我们每一位旅客下车，跑到附近农田坑畦地带去躲避。日机倒是瞄准列车投的炸弹，但都与列车平行一条线，落在水田中爆炸，结果并未造成伤亡。警报解除后火车继续行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日本炮火的洗劫。
南京小场航空委员已作撤退的准备。办事人员发给我几个证件，一张出差证、旅费，叫我立刻坐火车去西安空军总站报到。我曾问找我去作甚么，答案是到了西安就会知道了。火车到了西安，我住进一家旅馆，立刻到西安总站去报到。站上的人告诉我，明天清早有架飞机去兰州，叫我到时候去总站等候上飞机。我问：“到兰州作甚么？还要再到别的地方吗？”答案是到了兰州就会知道。这还真的有点战时的气氛。没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一个青年人，难怪会不懂事的乱发问题，想要知道他不一定应当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几处与我接触的人员，也许只是奉命把某一些人一站一站的往下送，至于到底送到那里去作甚么，他们真的都不知道。
从西安到兰州，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行。载我去兰州的飞行贝是一位青年空军军官，名字叫作徐焕升。飞机是波音厂产品，式别已不记得了。那是一架双引擎的旅客机。听说还是蒋委员长的座机呢。没想到以后我在命运的安排下，曾经乘坐过大约廿种大小的飞机（不是廿次，而是廿种不同的飞机），从两个座位的教练机、侦察机（开敞的座舱），直到重型轰炸机和空中巨无霸等型，可谓机会不太寻常。
沙果脸蛋蓝色轻烟
民国廿六年时的兰州，有几点特色，特别记录下来作为花边报导。首先是大概因为电灯厂的发电不足，电灯亮的时候，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稍久之后也就习惯不怪了。其次那时兰州的主要街道，路面倒比店铺前面的人行道高出许多。从马路上进店铺，要下几步阶崁，也与别处不同。再有傍晚时分，气候转凉了（九月、十月及以后），路灯不够亮，行人相当稀少，这时在凄凉的夜色里，你可以看到一缕缕的正蓝色的轻烟，从许多住宅区的马路上袅袅上升，景色相当好看。不小心的话，可以看到这种蓝色的轻烟被人吸进鼻孔之内，不见再出来。以后我们才晓得，原来是住户人家在烧“炕”（音“抗”，床的一种），烧的是晒干了的牛马粪，以其具有缓慢燃烧的优点，可以保持炕头一夜的温暖，所以人们喜爱它。兰州人们的饮水，最好的算是黄河水，特点是混浊浊的，不沉淀的话，只有带泥喝。但是兰州气候好，可以说天天大太阳，无论男女老幼，脸蛋兄都是红红的，普遍说来郡很健康，黄河之水混点实无害，诚可信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脸蛋都是红红的，所以兰州人大众获得一个总称的绰号：“沙果（甘肃音念锅）子”。沙果与苹果的味道可说是一样，也许稍为酸一点，但是其大小则只是和鸡蛋差不多。华北许多地方出沙果，倒是兰州沙果（说的是水果而不是指人）脸蛋特别红得好看就是了。
甘肃老乡朴实而且忠厚，我自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因为我自己一生，也只是想作一个朴实而忠厚的人而已。
我的老同学孙运璇
我的老同学孙运璇，国内人人皆知，国外自然也有他的名声－－因为他作过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我不打算对他加任何一句赞扬之词，因为那样做的话，对他并不增色半点，我则必然沦入阿谀、奉承之流，落人话柄不算，而“我的同学孙运璇”这一句话，或会同样具有卅年代、四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所具有的讽刺意味了……我是念小学时与他同学；地点是哈尔滨。
哈尔滨是我一生里最怀念的地方。我的童年－－很幸福而且快乐的童年－－大都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是中东铁路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因为铁路是帝俄时代俄国人策划修建的，所有铁路沿线以及东北北部大片地方，俄国人的影响力不小，俄国人也为数众多。中东铁路是中俄共管的，处处都用得到俄文，连带着东北北部也因为其他实际需要而学习俄文的人也就非常多。其流行程度不比内地各大商埠都市国人学习英文来得差。
我在这样环境背景之下，自幼年起就开始学习俄文。这是我与“大鼻子”俄国人第一次接触，时间持续五、六年，我与孙院长同学，就是这一个阶段。但也仅仅就是这一个阶段而已，他不久就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就读，我和他的缘份就此终了。半世纪以后孙运v作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我也作了四十几年努力负责而平凡的公务员。
俄空军参战非志愿
到了兰州的当天，我就知道了我为甚么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在孔家墩下了飞机之后，进入总站就碰见了我的几位同学、老班的学长，以及我的一位老师李仲武先生。李先生是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贵州人，留俄的，脸庞上有一小片青痣，最容易使人记得。是他在向有关当局提出一份学过俄文人员的名单时，把我的名字列入，所以才有借调命令的发出。不幸李老师不久在一次出差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殉职，和我们永别，真是人生聚散无常呢！
关于北平大学须要作一点说明。“国立北平大学校”，简称为“平大”，与“国立北京大学校”，简称为“北大”，是两个学校。后者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堂之一，前者不敢争这个头衔。北平另外还有一座私立的“平民大学”，简称也叫作“平大”，那又是第三个学校了，特在这里加以澄清。
中日战火爆发后，苏联采取了机动而且主动的外交攻势，和我国政府展开了密切的接触。贺耀组先生率领了一个特使团，不久就到了莫斯科商谈苏方对我抗战予以援助的问题。谈判内容和经过，我曾听说过一些，其中有一点后经事实证明，就是苏方以一些空军的器材及军火，油料等供应我们。这些物资当然不是白送的，我国以钨砂、羊毛、茶叶以及其他物资供给苏联作为交换。川流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羊毛车”，就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交通工具。“猩猩峡”这个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名字，突然有许多人听到谈到。我匆匆的跑到兰州，也正是为此分担一部份工作。
被分派到空军服务的我们这一群人，住在兰州萃英门外一家铁工厂里，随时准备开始工作，但是俄国人甚么时候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有些人开始觉得闲的慌了。
忽然有一天，我们奉命集合坐车到了飞机场。那是一个西北惯有的大太阳的好天气。晴空一片，万里无云。飞报传来，苏联飞机一批己自武威起飞，很快要到兰州了。引颈西望，不久我们突然看到一架银白色机身细长，很具流线型的双引擎的轰炸机，率领几架机身短粗、单引擎、大头尖尾巴的驱逐机飞临我们上空，稍加盘旋后拆散队形一一安全着了陆。自那天以后，我们开始了工作。无非先是协助苏方移交，我方接收飞机和其他器材；然后是为苏方教练，我方学习使用和掌握这些物资作舌人。翻译工作似乎不值一文钱，但是使一个只知道叫“螺丝起子”的人，改称“改锥”，并且要知道它的外文叫甚么，还要知道螺丝钉、螺闩、螺丝扣、开口销等，成千种零件或其部位的中外名称，并不见得是件太容易的事。至于飞行训练时用的术语，外行更不是一摸就会熟的，都已超越李狗熊所要求的“洋屁”范围不知有多远了。
过了新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中苏之间有了新的协议，苏联派遣顾问和空军“志愿部队”来华直接参战。年纪大了些以后，我才肯定了一项基本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之下，并无“志愿”之说，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抗战初期，个别美国的英雄主义或者冒险主义或者金钞主义者，确实也有零星志愿留华参加我国抗战工作的人。为了这些个人，我方制作了一种大概一尺见方的布招，上面印着我国国旗及“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样，发给这些人。老美有些人把这布招用线钉在飞行夹克的背上，喜孜孜的幌来幌去，还蛮得意的样子。有些人把这布招叠好放在口袋里，在真有必要时再掏出来亮相。这么作好倒是好，只是少了那点美国味儿。莫说这东西没有用，两国交战期中，万一空中掉下一个跳降落伞的人，穷乡僻壤的我国老百姓虽然绝大多数知道日本人和我们在长像方面差不多，但不如给他看到那面中国旗，或者识字的人看到那些中国字，当会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来帮助他。俄国人最初也领到过这种布招，但没有一个人把它钉在飞行衣上。苏联人的保密，本己成为天性和本能了。后来不知何时，这布招子也就不发了。
派来战机多已落伍
供应物资和派遣“志愿”队，中间区别很大。我自民国廿七年起，随同这些部队驻扎机场工作，跑过湖北、河南、四川、甘肃、新疆一些地方，经历过若干磨练，现在先谈谈我对大鼻子“援华”的体认。
苏联那时供应我们的飞机，一共有五种。驱逐机有Ｉ－16和后来的Ｉ－15两型。轰炸机有ＳＢ和ＤＢ各一种，另一种则是变相作为运输机使用的ＴＢ型重轰炸机。这些飞机都是三十年代或二十年代末期的产品。ＴＢ显然是已经落伍了的飞机，只在寥胜于无的情况下，权且作为运输工具使用。这种飞机有四具引擎，本身是庞然大物，起落架的轮子几乎有一个人高，但运载量却比例上不能算大。俄国人偷偷的告诉我，这种飞机有人叫它作“飞行棺材”，可以看出它的使用价值如何和危险度了。ＴＢ我国一共只接受了两架三架，不久先后均损坏或坠毁。
ＳＢ分别是“快速”和“轰炸机”两个俄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原来这种机型名“ＳＢ－３”。俄国人喜欢保密，交给我们时只叫ＳＢ而不说三不三了，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算坏。和日本人当时的轰炸机或“零糸”之前的各型驱逐机相比，并不输甚么。飞ＳＢ出轰炸任务，是中国空军的职责。
我非战斗员，但有幸“坐”过一次ＳＢ升空。那是一架刚刚修复的飞机，试飞员俄国人叫我陪他去坐在机枪手的座舱里一同试飞。我不知道这是否违反规定以及有无某种规定，但我还是去了。起飞时一阵浓厚的橡皮味道扑鼻，我连忙以机内联络电话报告试飞员。他说他没有闻见。大概那是因为风往后吹的缘故。下机后我曾告诉我方的机务人员注意检查。在空中时，我照预定计划和试飞员联络曾经作过几种例行的检查，此外就是很自在的浏览成都街市的景色。试飞员曾经以很大的角度快速直向我们住所商业街励志社大楼俯冲，到很低的高度才拉起飞机头向上升，这种感觉是不乘战斗机是无法享受的。ＳＢ在俄国人的习惯上，有个昵名：“喀秋莎”。这本是一个女孩子的昵名。
ＤＢ是另一种机型。其中的Ｄ字，是“远程”的意思。记得送来中国的机数有限。这种飞机的设计比较新颖。航程较ＳＢ大，载重比ＳＢ多，整个飞机也比ＳＢ大一点。这种飞机来临中国战场比较晚。我很怀疑苏联是把这种飞机送到中国来是为了接受真正的战斗测验，看看它的设计、装备、武器性能等在作战表现上的优点和缺点，以作来日不断改进飞机设计和制造等方面的参考。ＤＢ后面本应当有一个数目字来代表机型和设计顺序，俄国人闭口不谈。
Ｉ－15和Ｉ－16都是驱逐机。Ｉ是俄文“驱逐机”一字的第一个字母。和美国空军机种中“Ｐ”字的使用意义相同。在意译上，用“歼击”二字比用“驱逐”二字更能符合俄文Ｉ……那一个字的原意。中共学习俄共“老大哥”，硬把念起来真不顺口的“歼击”两个字制式化的应用了。
Ｉ－16先到中国。记得有一段时期，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都配备这种飞机。中苏两国飞行员，原则上并不混合编队，联合作战的机会并不多。这是说，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编队。Ｉ－16的性能在速度方面不比日本“零式”以前的几种驱逐机差，但灵活性则不如。日本“零式”驱逐机出笼以后，Ｉ－16多半就只处在挨打的地位。连成都的老百姓都知道，最后一个时期到了紧急警报响起时，常说：“格老子我们的飞机都逃警报去了。”我却知道不少我国空军健儿，虽在劣势的情况下，仍旧极悲壮的迎击敌机，拚命去打可能是他个人最后的一仗。Ｉ－16的昵称，中文是“小苍鹰”，也可能是“小苍蝇”。俄文昵名是“燕子”。它飞在适当高度时，还真像一只燕子。它的配件和零件，制作得不够标准化。例如从库房里或从一架飞机上拆下的一个汽化器，机械人员用尽吃奶的力气，经过敲敲打打，磨磨锉锉才能装到另一架飞机上去的实例，比比皆是。这是说明苏联当年的工业水准并不怎么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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