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幅画的故事

1968年12月初的北京是血雨腥风的日子,我生小孩刚满月。这天婆婆一脸惊恐地告诉我,他们住的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一个姓张的司局长自杀了,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据说明天要在大院大规模抄家。

我的公公朱桦是纺织部的高级工程师,年青时追随同乡方振武先生参加了北伐,曾任方将军的参谋长,1935年,他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因这些历史,现在沾上了“美蒋特嫌”,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棚每天写检查。无疑我们家将是被抄的重点户。

公公为人正直,性格刚烈,一旦被抄出甚么“违禁品”,将会惹来杀身之祸。当晚,我与公婆商量,要将家中物品清点一遍,犯忌的预先处理掉。于是我们三人将窗帘拉紧,开了个小灯,将公公多年来与美国及国内朋友的来往信件、他在国民党时期及美国的照片统统烧掉。为了不牵连别人,将他在国内外所有朋友的通讯录也一并烧掉。

最后公公从箱子里拿出一幅中国水墨画,只见约50X70公分的白色宣纸上,用黑墨笔画的一个端坐的佛,笔调简练,佛像端庄肃穆。公公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所画赠与他的,保存了多年。这位朋友后来去了台湾,文革前在《参考消息》上还见过有关他的报导。这幅画留否?

我想佛像在当时是“四旧”,画家又在台湾,留此画岂非双重罪过?于是决定烧掉。我躲在厕所,用火柴点燃了这幅画,只记得公婆当时凄惨的表情。事后他们再也不提此事。

二十年后,我从大姑姐口中得知,当年我烧掉的那幅画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杰作。抗战时期,公公在兰州国际救济总署任职,与张大千先生是邻居和朋友,张先生特地为公公画了这幅坐佛。张先生所画佛像不多,倘若留到今天,也是稀世珍品了。

也就是在烧画后的十天,公公不放心他的九妹和四姐,打发我去北京钢铁学院看望她们。我称做九姑的朱英是学图书管理的,她一辈子与世无争,兢兢业业工作。她的丈夫解放前病故,唯一的女儿自北医医疗系毕业,1965年去了西康援藏。她的姐姐-四姑,快70岁了,一辈子未嫁,也没工作,与九姑相依为命住在一起。我想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会有甚么事呢?

没想到,一进北京钢铁学院,触目皆是漫骂恐吓的大字报,“砸烂”、“油炸”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打上了红叉,血淋淋的漫画及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广播就让人觉得大事不妙。九姑家是一片冷清肃杀之气,她们压低了声音和我讲话,四姑更是提心吊胆,一面说话一面发抖。原来昨天红卫兵来她们家了,警告九姑要老实交待“通敌”问题。

原来,公公姐妹中的老七朱禹,解放前去了香港。七姑是妇科医生,医醺呙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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