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对劲──在第一时间，塔台的工作人员就看出来了。这架CRJ─200几乎像一架战斗机一样侧身飞行，两个机翼垂直于地面，掠过了机场路，拐向了南海公园……它向左侧滑，又向右侧滑，无法稳定机体。机场人员说，到飞机消失时止，看到它摇晃了3次。起飞不到40秒，它发生爆炸，并坠落在南海公园的冰湖中。
安昌荣看到的摇晃次数还要更多。这位私营小游乐场的老板是最有说服力的民间目击者之一。他的办公室处于观察飞机起飞过程的最好位置，几乎就在包头机场跑道的延长线上，办公桌面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玻璃窗。应该是在他点燃一根香烟的同时，8点20分，飞机刚刚腾空，他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它。
MU5210在窗外，白色，高度100多米，机首冲着他，异样地摇摆着。左-右，左-右，晃得非常厉害，摆幅差不多有60度。安昌荣想，肯定出事了。更让他恐惧的是，它不是在升高，而是在下降。它正穿过寂静无声的3级西北风，轰鸣着向他的办公室的玻璃窗俯冲过来。
这时，在500米外的南二里半村，刚倒完泔水的小青年白龙，看到了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景象，飞机的屁股着火了。安昌荣没看到火，但是看到飞机足足摇晃了六七次之多。在这令人窒息的反复挣扎之后，飞机好像恢复了平衡。但是，它越来越低了，不断逼近他的玻璃窗。他跑出屋子，在收割后的玉米地里飞奔逃命。
恰在这时，飞机向左侧拐去。安昌荣事后猜测，这是飞行员的主动行为。它似乎想转回机场降落。当然，另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飞机完全失控了，像木头航模一样被空气甩向不可预知的方向。
转向的动作很猛，这架CRJ-200几乎像一架战斗机一样侧身飞行，两个机翼垂直于地面，掠过了机场路，拐向了南海公园。安昌荣仍然可以听到巨大的轰鸣声，这意味着它的引擎并没有停止──至少有一个没有。
方圆2公里范围内，相当多的户外居民看到了飞机的异常状况。他们有的惊呆了，站在原地；有的好奇，追了过来；有的害怕，快步跑远。有的目击者说，最初还以为这是飞行表演呢。飞机继续转向，很快，很急，仍在下降。转向动作还没有完成，高度已经不足50米。有目击者描述说，比一般的楼房高不了多少。
在事后几天中，围观的包头市民们纷纷议论说，哪怕再高20米，甚至10米，飞机都有可能迫降在南海公园的冰湖中。在人们看来，落在那里会好得多，至少湖面是柔软的，而且没有障碍物。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来不及了，太晚了。南海公园的摩天轮高高地矗立在树林边缘，即将完成对机上53个生命的最后一击。
安昌荣开始向10米外的湖边跑，这让他保持了观察飞机的最终命运的最佳视角。几乎就在他到达湖边的一瞬间，它爆炸了。飞机的尾部刮到了摩天轮的顶端。随着一声巨响传来，机首似乎被冲击波高高抬起，紧接着消失了，树林后面火光冲天。
南海公园的职工俞湛、宋喜宝当时正在园中，因此成为最靠近爆炸点的目击者。俞湛确认自己先是近距离地看到了巨大的飞机，然后才听到爆炸声。爆炸时地面晃动，热浪几乎把他掀倒。几乎就在一瞬间，飞机碎片密集地洒落在地面和冰面上，紧接着，从东往西，传来连续的爆炸声，大火突然燃起。
以上目击者的说法，与飞机残骸的损毁特征可以彼此印证。飞机左侧的损毁程度远比右侧严重，尾部又比前部严重，应可证明目击者们强调的飞机左翼向下的触地姿态。
CRJ-200的油箱的最大容量是5300公升，不过通常来说，不会加满航空燃油。摩天轮和周围的一些游艺设施承受了爆炸的冲击力，它们几乎被完全摧毁，一些游艺设施的铁架被炸飞或剧烈扭曲。
南二里半村的村民刘凤鸣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之一。当时，巨大的爆炸声把他家里的玻璃震得嗡嗡直响。他走到2楼的阳台上，看见两股浓烟，一股在南海公园，另一股在机场方向。稍加辨认后，他发现机场方向的浓烟是飘散过去的。
刘凤鸣走下楼，奔向南海公园。白龙也使劲儿往那儿跑。他们到了旁边又不敢靠近。周围的人越聚越多。等到包头市消防四中队的消防车赶到并开始灭火之后，他们才敢走进公园。最初，他们只看见浓烟。黑烟遮云蔽日，涌向100多米高的空中。下面的熊熊大火至少有30米高。空气中弥漫着物品烧焦的呛人的味道。
“这烟太大了，”在附近的煤场干活的年轻工人于全有对四周的人抱怨说，“我啥也看不见！”8点35分左右，消防员们扑灭了大火。人们逐渐看清，在100多米长的一个狭长带上，到处都散落着飞机部件、无法辨认的黑疙瘩和被毁的地面物品。远处的冰面被砸破了，水面漂浮着各种颜色的行李箱。刘凤鸣等人壮着胆子往湖边走了走，想看看飞机残骸，不料，首先出现在视野里的却是冰面上的五六具尸体。他们心里一紧，再低头看看，更吓了一跳。脚下两米远处赫然躺着一具穿红毛裤的尸体，后背还在着火。
这就是空难，死亡。机上53人，地面2人。继2002年“4．１5”釜山空难、“5．７”大连空难之后的又一次。加拿大庞巴迪CRJ飞机历史上的第一次。
李江，23岁，包头人，厦门大学生物系2000级的第一名，2004年保送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科学研究所进行为期5年的博士学习。爱唱刘德华和无印良品的歌，K歌时总是很积极。曾任学校摄影协会副会长，为生物系出过两年的宣传报，足球踢得很棒，爱打CS。在“舍撮”，即同宿舍的同学一起撮一顿时，喜欢对南方同学描述北方菜肴，边说边露出那种“唉，你这南方小毛头哪会知道这东西的好”的得意神情。为了BBS的积分，他和同学互相攀比着努力灌水。
与其他遇难者的家属一样，他的亲友至今不能接受他已经去世的事实。21日当天，他的3个同学在上海东方航空宾馆里不断地打电话，询问搜救情况，希望有奇迹发生。他的父母21日瘫坐在包头机场候机楼的沙发上，不时悲痛哭。
“不会回来了！”他的母亲哭着说。20日晚，她试图挽留儿子，但李江一定要走。22日，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李江被列入了遇难者名单。
副驾驶易沁炜26岁，航校毕业，曾于2002年被云南航空公司派往加拿大改装CRJ-200型飞机。在公司网上打CS时，易沁炜用的ID是PA-42。他的公司同事说，易沁炜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和奶奶一起生活，所以很独立，很会关心别人。由于副驾驶的薪水可以给家里带去很大的帮助，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比起家境良好的同龄人，易沁炜的淳朴显得与众不同。
易沁炜2002年站在蒙特利尔公寓里专心致志地烫衣服的情景，给公司同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事觉得，1978年出生的男孩很少会烫衣服。那天，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他身上的情景，在生者的回忆中依旧触手可及。
易沁炜的公司同事在网上发了一份悼念的帖子，结尾是这样的：“小易，告诉我，从300英尺往下坠落的1分钟里，你想起了什么？你还是个孩子，你一定也很慌乱。告诉我，你想起了什么？”
对于那些罹难的中年人的家属来说，空难造成的悲伤则常常是过分沉重的。23日下午，金世全的家人在失事现场附近祭奠了他。他的弟弟金世界在湖边摆上了水果、白酒、花圈，点上了香。他们最为难的是，该如何让金世全的母亲接受这一现实。
金世全的母亲刚刚失去丈夫，格外牵挂儿子，她问亲戚：“不是说飞机出故障了，没走成吗？他怎么还不回家啊？”金世界说，金世全是他母亲的精神支柱，可是，总有一天她会知道噩耗，“我敢肯定，她不死也得疯。”
当地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有关部门派出大量人力安抚罹难者家属的情绪，但是效果并不太好。东航方面虽表示每个罹难者的家属都会派专人予以帮助和沟通，但直到23日下午，这些工作人员才真正就位。
一些家属生气地表示，让他们住进宾馆，然后就没人管了。另外，询问一些事情总是得不到正面回答，甚至连亲人是否罹难的信息都无法及时获得。“我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什么都做不了。”有人说。一些家属由于情绪失控，与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龃龉。
在当地的新闻发布会上，罹难者家属不时强行闯入，情绪激动地向有关人员提问。23日上午，有消息称，有关部门应家属要求，将于12时在现场举行一次追悼会。上午10时，花圈陆续进入飞机失事现场，“沉痛悼念11．２1罹难者”的黑色横幅亦已拉好。但是将近12点时，家属突然被告知，追悼会已经取消。在家属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之后，下午2时后，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
不过，家属们并没有藉此机会聚到一起。他们被安排分批次乘车前往现场，直到下午5时，仍有零星的罹难者的家属前来祭奠。一位家属表示，警察的管理应该更人性化。“救援工作已经结束了，打捞黑匣子的工作又不在岸上进行，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短暂地进入现场？”
当地把大量警力资源用于阻挡家属和记者的靠近步伐。尽管被批评缺乏透明度和人情味，也忽略了对罹难者家属的心理关怀，警察们还是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被指派的任务。有相当多的家属身心俱疲，干脆在现场控制区之外祭奠亡灵。23日中午，4个男孩在现场东侧的湖岸上点燃了1束香、4根香烟，纪念某位他们不愿意说出其姓名的死者。在30米外围观群众的注视下，他们燃烧纸钱，紧抿着嘴巴，一言不发。
在黑匣子内的资料得到整理分析之前，塔台与飞机之间的通话记录是最有价值的信息之一。23日，记者到包头机场办公区采访了有关人员，对方表示，目前这一信息公开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机场办公室的主任许有忠只是介绍说，早在21日，机场就将塔台与飞机的通话记录、气象资料和售票单封存交给了上级部门。
这一信息与包头市委宣传部于两天前就已发布的消息互有交叉：截至21日10时15分，包头机场已经封存MU5210航班安全检查、值机配载、地面服务、现场指挥、机务保障等所有离港信息。“11．２1”空难前，包头机场每天起降飞机各5架次，其中北京各3架次，上海各2架次。漳逊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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