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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谁之过? 走近情色边缘游荡的女留学生

 2004-10-22 17:5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去年朋友不经意讲起一场车祸,死者是位中国女孩。听说那女孩的母亲已到多伦多来处理后事,发现女儿这三年来一直在作三陪女,欲哭无泪。
好多个夜晚,

在酒屋的吧台边,常常碰到做“夜店”的留学生们。想起那位年迈的母亲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飞机舷梯的背影,我开始了对他们的采访。

秋子:仅仅因为寂寞

和秋子相约在下午,那天她穿一件DKNY的短袖,一条浅蓝的洗水裤,配上一双休闲运动鞋,披肩发,嘴里咬着杯ICE CAPPUCINO从阳光里走来,很清纯。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我绝不相信她做夜店。

也许因为彼此都来自广州,自然好说话些。记得当我拐弯抹角向她表达采访的意思时。

秋子睨了我一眼。我告诉你是因为寂寞,你一定不相信。

秋子冷漠的眼光看着远方,说:被人包过,也拍过好多次拖(谈恋爱),一次比一次伤。

我们本来是不该出来读书的,和那些拿博士硕士的留学生不同,我们在国内就不喜欢学习,父母以为把我们推出来,就可将我们脱胎换骨,其实,人出来了,没有束缚,心更散了。

秋子说她最后一次和男友分手后,碰到了一个做夜店看场的朋友,也就开始出来做“夜店”了。

说到前途,秋子说,“以后”对我们是这样一条路:或者继续将学业完成,然后按规矩申请移民;或者就是找个人嫁了。秋子从未打算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

做“夜店”并不是为了钱

那天秋子和我讲了很多,她改变了我对她或者是她们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

比如,国内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大学生做“三陪”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赚钱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贫穷说”就是源于这个道理。但对于游荡在海外的小留学生“三陪”来说,他们的目的就不是这样单一。

首先他们还不至于“贫”至走投无路,很多小留学生的家里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正在读书,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还是保证的;小留学生出来“做”,其中当然有想多赚些钱以满足各项消费需求,像良好的居住条件,穿着以及买好的汽车电话等等,但因缺乏家庭温暖而导致情感寂寞和“无习可学”“无工可做”“前途茫茫”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他们中的一部份当然也有靠出卖身体收取一定的报酬,这就是我们说的卖淫,但,据秋子说,这样的人只是占一个很少的一个比例,在夜店,比如酒吧、卡拉OK、桑拿、沐足等场所里工作的小留学生,大部分出于两个原因而工作。

其一是需要一份工作,以维持或满足消费欲求,而对于以留学生身份来加的她们来说,要取得工作签证相对较难,特别是未完成学业者,夜店灵活的工作模式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可能。

其二是人在他乡,进退两难,情感上的孤独将她们抛离到社会的另个角落,比如像秋子,她其实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在四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从没有将她和“卖淫”两个字联系起来,她也不是要靠“卖”靠“淫”才能生存。

正如她说的,几百元房租加上吃喝汽车保险,不用陪人上床也能搞掂,只是,当身边的男人都不敢对情感负责,当社会拒绝你按照常人常态生存,当父母用冷漠的眼光对待你放弃出国的时候,你还会计较什么呢?即时的欢愉,赤条条的钱欲交换虽然不高尚,但总比欺骗要真实。

对于父母让她出国的选择,秋子很宽解地说,关父母什么事呢?当初在国内自己就无心向学,大学是考不上的,父母为改变我这种状态才想出出国这个主意,他们都是为我好,而且,他们不是富翁不是贪官,我出国的钱都是他们用血汗挣来、用一生的声誉借来,我自己不努力,我怪谁?我知道假如我现在回去,父母一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很难面对自己,就别说是面对他们了,所以不关他们事的。

阿丽:

我是通过一位开餐馆的朋友的太太珍认识阿丽的。

那天当我正谨慎地在内心选择着词句准备开始我的采访时,阿丽快人快语:我承认,我是靠“做”赚钱。开始没有任何犹豫,主要是书读不下去了,然后就将家里给我的学费用到买衣服喝酒和赌上去,人就是这样的,在境遇不好时意志坚强者毕竟少数。

我问她,书读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找个人固定下来,比如像你们同来的珍。

阿丽听我这么说,马上很坚决地摇头。

珍不想回国,所以就嫁给了那个大她差不多有20岁的广东老板。说是老板,其实就一快餐店,阿珍的苦处你是不知道的,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到晚上10点多才打烊,回到家累得都直不起腰,还要伺候老公收拾家务。以前我和珍一起出去,别人都夸她的肤色好,现在一比较,像大我6、7岁似的。

阿丽说,前提是我不想天长地久地磨下去,既然我已经放弃了感情,那么我就不要计较什么了,能多赚点就多赚点,等有了足够的钱我就离开这里,或者回国,或者到别的城市去,那时候做什么都没有顾虑了。

辉:做40岁女人的男朋友

我约阿辉见面的那天,他开一辆深蓝色的宝马,穿着很新潮,头发染了少许棕黄,湿湿的,在阳光下朝气勃勃。

女朋友呢?因为事先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明了采访的目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的顾忌。

回台湾看孩子去了,过几个月才过来呢。

辉的女朋友40多岁了,在台湾是有老公的。辉说,IVY,对,IVY是辉的女朋友,IVY有一子一女,儿子21岁,女儿18岁。

辉说,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个很没有骨气的男人。IVY比我大十多年,我今年23岁,和她的儿子比起来,我也就比他大2岁,这段感情从开始就不健全。

阿辉说,年初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IVY已帮我办了移民申请。选择这段感情我没犹豫。我和很多留学生不同,我是从小城镇出来的,父母为我出来耗尽了一生的积蓄,他们还指望我读完书,把妹妹和他们都接出来,这是他们的愿望,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那些钱根本不够我读College,我没理由这么回去的。既然IVY能帮我办理移民供我完成学业,加上她人也不坏,我在爱情和事业中选择了这个平衡点,也算合算吧。别人要说什么说好了,我真的不在乎。

“或许我过得不是最好,但我不能比别人差”----当辉和我道别,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向那架深蓝色的宝马时,我轻轻地感叹了声,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话在我内心迅速转换成“可怜天下孩儿心”。

这些小留学生们本来还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过程,但过早走出家门,走出社会,生活的沉重已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比较对错。他们会找到很多的理由去支持他们将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值归零,然后重新建立起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坐标轴,并在上面找到他们的落脚点,这是谁之过?

“也许开始错结果还是错,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舒婷20年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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