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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誰之過? 走近情色邊緣遊蕩的女留學生

 2004-10-22 17:5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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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朋友不經意講起一場車禍,死者是位中國女孩。聽說那女孩的母親已到多倫多來處理後事,發現女兒這三年來一直在作三陪女,欲哭無淚。
好多個夜晚,

在酒屋的吧臺邊,常常碰到做「夜店」的留學生們。想起那位年邁的母親邁著沈重的腳步走上飛機舷梯的背影,我開始了對他們的採訪。

秋子:僅僅因為寂寞

和秋子相約在下午,那天她穿一件DKNY的短袖,一條淺藍的洗水褲,配上一雙休閑運動鞋,披肩發,嘴裡咬著杯ICE CAPPUCINO從陽光裡走來,很清純。如果不是耳聞目睹,我絕不相信她做夜店。

也許因為彼此都來自廣州,自然好說話些。記得當我拐彎抹角向她表達採訪的意思時。

秋子睨了我一眼。我告訴你是因為寂寞,你一定不相信。

秋子冷漠的眼光看著遠方,說:被人包過,也拍過好多次拖(談戀愛),一次比一次傷。

我們本來是不該出來讀書的,和那些拿博士碩士的留學生不同,我們在國內就不喜歡學習,父母以為把我們推出來,就可將我們脫胎換骨,其實,人出來了,沒有束縛,心更散了。

秋子說她最後一次和男友分手後,碰到了一個做夜店看場的朋友,也就開始出來做「夜店」了。

說到前途,秋子說,「以後」對我們是這樣一條路:或者繼續將學業完成,然後按規矩申請移民;或者就是找個人嫁了。秋子從未打算回去,不知道怎麼面對父母。

做「夜店」並不是為了錢

那天秋子和我講了很多,她改變了我對她或者是她們這個群體的一些看法。

比如,國內一些女孩子尤其是大學生做「三陪」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賺錢改變自己的命運,所謂「貧窮說」就是源於這個道理。但對於遊蕩在海外的小留學生「三陪」來說,他們的目的就不是這樣單一。

首先他們還不至於「貧」至走投無路,很多小留學生的家裡一直以為自己的孩子正在讀書,基本的生活費和學費還是保證的;小留學生出來「做」,其中當然有想多賺些錢以滿足各項消費需求,像良好的居住條件,穿著以及買好的汽車電話等等,但因缺乏家庭溫暖而導致情感寂寞和「無習可學」「無工可做」「前途茫茫」也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他們中的一部分當然也有靠出賣身體收取一定的報酬,這就是我們說的賣淫,但,據秋子說,這樣的人只是佔一個很少的一個比例,在夜店,比如酒吧、卡拉OK、桑拿、沐足等場所裡工作的小留學生,大部分出於兩個原因而工作。

其一是需要一份工作,以維持或滿足消費欲求,而對於以留學生身份來加的她們來說,要取得工作簽證相對較難,特別是未完成學業者,夜店靈活的工作模式為她們提供了一種可能。

其二是人在他鄉,進退兩難,情感上的孤獨將她們拋離到社會的另個角落,比如像秋子,她其實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著什麼,在四個多小時的交談中,我從沒有將她和「賣淫」兩個字聯繫起來,她也不是要靠「賣」靠「淫」才能生存。

正如她說的,幾百元房租加上吃喝汽車保險,不用陪人上床也能搞定,只是,當身邊的男人都不敢對情感負責,當社會拒絕你按照常人常態生存,當父母用冷漠的眼光對待你放棄出國的時候,你還會計較什麼呢?即時的歡愉,赤條條的錢欲交換雖然不高尚,但總比欺騙要真實。

對於父母讓她出國的選擇,秋子很寬解地說,關父母什麼事呢?當初在國內自己就無心向學,大學是考不上的,父母為改變我這種狀態才想出出國這個主意,他們都是為我好,而且,他們不是富翁不是貪官,我出國的錢都是他們用血汗掙來、用一生的聲譽借來,我自己不努力,我怪誰?我知道假如我現在回去,父母一定不會拒絕我,但我很難面對自己,就別說是面對他們了,所以不關他們事的。

阿麗:

我是通過一位開餐館的朋友的太太珍認識阿麗的。

那天當我正謹慎地在內心選擇著詞句準備開始我的採訪時,阿麗快人快語:我承認,我是靠「做」賺錢。開始沒有任何猶豫,主要是書讀不下去了,然後就將家裡給我的學費用到買衣服喝酒和賭上去,人就是這樣的,在境遇不好時意志堅強者畢竟少數。

我問她,書讀不下去我可以理解,但為什麼不找個人固定下來,比如像你們同來的珍。

阿麗聽我這麼說,馬上很堅決地搖頭。

珍不想回國,所以就嫁給了那個大她差不多有20歲的廣東老闆。說是老闆,其實就一快餐店,阿珍的苦處你是不知道的,早上5點多就起來了,到晚上10點多才打烊,回到家累得都直不起腰,還要伺候老公收拾家務。以前我和珍一起出去,別人都誇她的膚色好,現在一比較,像大我6、7歲似的。

阿麗說,前提是我不想天長地久地磨下去,既然我已經放棄了感情,那麼我就不要計較什麼了,能多賺點就多賺點,等有了足夠的錢我就離開這裡,或者回國,或者到別的城市去,那時候做什麼都沒有顧慮了。

輝:做40歲女人的男朋友

我約阿輝見面的那天,他開一輛深藍色的寶馬,穿著很新潮,頭髮染了少許棕黃,濕濕的,在陽光下朝氣勃勃。

女朋友呢?因為事先我在電話裡和他說明瞭採訪的目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別的顧忌。

回臺灣看孩子去了,過幾個月才過來呢。

輝的女朋友40多歲了,在臺灣是有老公的。輝說,IVY,對,IVY是輝的女朋友,IVY有一子一女,兒子21歲,女兒18歲。

輝說,我知道,在很多人眼裡,我是個很沒有骨氣的男人。IVY比我大十多年,我今年23歲,和她的兒子比起來,我也就比他大2歲,這段感情從開始就不健全。

阿輝說,年初我們辦理了結婚登記,IVY已幫我辦了移民申請。選擇這段感情我沒猶豫。我和很多留學生不同,我是從小城鎮出來的,父母為我出來耗盡了一生的積蓄,他們還指望我讀完書,把妹妹和他們都接出來,這是他們的願望,但他們不知道,他們那些錢根本不夠我讀College,我沒理由這麼回去的。既然IVY能幫我辦理移民供我完成學業,加上她人也不壞,我在愛情和事業中選擇了這個平衡點,也算合算吧。別人要說什麼說好了,我真的不在乎。

「或許我過得不是最好,但我不能比別人差」----當輝和我道別,我看著他高大的身影走向那架深藍色的寶馬時,我輕輕地感嘆了聲,那句「可憐天下父母心」的話在我內心迅速轉換成「可憐天下孩兒心」。

這些小留學生們本來還處在長知識長身體的過程,但過早走出家門,走出社會,生活的沈重已使他們沒有時間去比較對錯。他們會找到很多的理由去支持他們將傳統的道德和倫理值歸零,然後重新建立起一個適合他們生存的坐標軸,並在上面找到他們的落腳點,這是誰之過?

「也許開始錯結果還是錯,我們沒有其他選擇」,舒婷20年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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