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荡漾在合法与非法之间 咱在美利坚打工记

2004-10-07 19:20 桌面版 正體 0
    小字
“打工”和“工作”,这两个词之间实质性的区别,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明白的。其实也很简单,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出国之前听很多人说,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在美国都打工。结果陪读到了Houghton以后,发现那地方实在太小太闭塞,凭合法身份找个在餐馆或超市里的“工作”或许还有希望,非法 “打工”则绝对不可能。

留学生里头一个离开Houghton去打工的人是小路。他学传媒,只有半奖,学费不用自己负担,生活费总要自己去挣出来。到暑假里,他开着那辆老破车,独自一个人径直杀往纽约。在纽约的中餐馆打两个月工挣的钱,可以在小镇省吃俭用地过上半年。而且,“真的长见识,”小路给我们作打工经验总结。“一天晚上下了工,在地铁站遇见个黑人找我要钱,我就骂,没钱!丫的听不懂,黑人吓得扭头就跑。”

他带回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有种拔剑四顾,马鸣风萧萧的浪漫气势。我神往之余,也动了要出去打工的的心思。老阳出国之前,为了他在国内拿到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必须给学校交回两万余元人民币的培养费。如今在国内,万儿八千的不算什么了,但十余年前,这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在亲友间找了好几个人才凑齐的。借钱时老阳很乐观,以为到了美国有全额奖学金,这些钱很快就能还上。可是等奖学金拿到手,满打满算,每个月也只有¥730,租房子用掉了一半,我们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全靠剩下的那一半,哪里还能够存下什么钱来?如果不去打工,这笔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还清?不久,朋友中的另外一个人,老周,也离开Houghton,到芝加哥打工。一次打电话回来闲聊,说起他们餐馆缺人手,我听了便嚷嚷着要去,起初老阳不同意。他说:第一,芝加哥离Houghton开车单程要8个小时,太远;第二,你自小多病(最严重的一次整整两周双目失明),此去万一累出个好歹来,我无法向家里交代;第三,你连英文都讲不俐落,打什么工?

可是我还债心切,浪迹江湖的主意已决,又有老周拍着胸脯说可以照应我一二,老阳拗不过,最后不得不放行。

老周当时在一栋老房子里租了二楼的一间房,我到芝加哥去,自然是和他在一起,租了同一层楼上的另外一间房。从此,我和老周,还有一个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叫老李,每人每月付¥150的租金,把报纸铺在地板上,睡袋铺在报纸上,天天在这栋残破的老房子里同进同出,一周六天,每天12个小时,一起打工。

还记得那个坐落在芝加哥东北郊外的中餐馆叫“费雯 李”,用的是混血儿老板娘的芳名。老板娘个头很高,据说她父亲是华裔,但她一句中文不会讲。我去到她的餐馆,没有经验,英文又不好,她就让我先做着,没有底薪,每天能挣到多少小费,全凭自己运气。

真的开始打工,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浪漫,江湖不是那么容易闯荡的。首先,我认不得那些菜,就是很大的麻烦。忙的时候,厨房里把菜一炒出来,呼啦啦排满一溜,什么“宫保鸡丁”,“辣子肉丁”,“陈皮牛柳”,我看着都一样,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别人拿了端起来就送出去,只有我束手无策,站在那里干着急。老周和老李都忙得脚不沾地,想帮我都腾不出功夫来。幸亏越南裔的大厨是好人,格外关照我,最初几天不仅把我单子上的菜特意放在一起,有空了还照着菜单,一样一样给我讲每道菜的特色,教我如何去识别。

“费雯 李”是个附设有酒吧的大餐馆,全时间打工的Waiter,Waitress加上我一共是六个人,晚上还有三个打半工的。老板娘对我们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后来我很少见到有类似服务的中餐馆。)比如,她要求出菜要用那种硕大的,直径几乎有我一半高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开支架,放下盘子,再把菜逐一用双手送上去;如果客人点了烤鸭一类要用饼包着吃的菜,还必须在这个大盘子里当着客人的面,用筷子和勺包好,才能送上桌。我的“自小多病”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格外明显的弱势--那个大盘子空的我托着都费劲,哪里有本事放四,五碟菜在里面,托上去又放下来?!

说不得,只好练。趁下午餐馆的空档时间,从托空盘子开始,渐渐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慢慢悟出来,我要想学老周他们那样,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来走进走出根本不可能。可是如果在托起来以后,把那大盘子搁一角在肩膀上,藉助腰部的力量,就成了。至于如此这般的姿势是不是有碍观瞻,委实是管不了许多了。

这些问题好歹还能对付着解决,而我那实在很烂的英文,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补起来的。即使每天晚上下了工之后,捧着那本菜谱猛背,还是时不时要捅个不大不小的漏子。比如弄错了客人点的菜啊,比如客人要打包,我听不懂,统统给倒了啊,至于客人要酒,我听不懂那些鸡尾酒的名称,更是常有的事。说起来真的应该感谢老板娘和大厨,每次都是他们将我从尴尬的境地里打救出来,而且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半句;也要感谢当时那些耐心又好心,与我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对我没有刁难,只有谅解和鼓励,正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坚定了我后来自学英文的信心和勇气。

某天下午两三点多钟左右,照例是餐馆一天最清闲的时间,大厨从后面出来。这个大厨的厨艺非常好,老板娘为了留住他,给了他一些餐馆的股份,因此他也算得半个老板的身份。他平时喜欢喝啤酒,这天照例到酒吧拿了几瓶,招呼我和老周陪他喝几口。

我们正坐在那里闲聊,酒吧那边突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动静,仿佛是什么重物怦然倒地的一声响,紧接着有人惊呼起来。从我们坐着的地方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大厨首先跳起来跑进去,然后我和老周也跟着进去了。原来是坐在吧台的一个女客,不知怎么地晕了过去,从高高的凳子上后仰着摔了下来。

餐馆里一下子乱了套,老板娘又不在,我们几个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到底还是大厨沉得住气,马上拨打911。那边的急救人员叮嘱我们谁也不要移动那个女客,他们十分钟之内赶到。

最先到达的是两辆救火车。我和老周在一旁看得糊涂,又不是失火,这些人跑来干什么?紧接着救护车到了,后面还跟着警车,红光蓝光闪烁成一片,警笛声此起彼伏,餐馆前面反常地热闹。警察先进来问明情况,通知救火车先撤了,急救人员进来。那些人的动作相当麻利,把人放上担架,推进救护车,旋即送往医院。警察停留的时间最长,主要是询问和记录各个目击者对事发当时的描述,然后让每个人都签了字,这才离开。

大家惊魂一定,便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都说那个女客不知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来喝酒喝到现在,午饭也没有吃,八成是酒精中毒了。我和老周则感慨,想不到一通911会招来这样一个车队,真印证了小路的那句话,在大城市里就是长见识。而大厨则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继续喝他那瓶啤酒,微笑着一声不吭。

三个月以后,老阳放寒假了,要我回Houghton去,我便离开了“费雯 李”。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那时打工虽然辛苦,辛苦到一和老阳通电话就哭,但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那里遇上的都是好人,他们教我学会怎样做一个Waitress,不仅仅使我挣到了足以偿还债务的钱,更重要的是,让年轻无知的我在异国的土地上,学到了一种基本的谋生手段,从此不论境况多么艰难,总不至于太过沮丧绝望--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做Waitress嘛,反正不会饿死!

不久老阳转往里海大学继续念书,我们来到宾州的伯利恒小城。抵达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绍认识一个美国老太太,不知怎么就说起来,她的女儿正在找一个housekeeper,问我愿不愿意做。我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因为开始想去上学。我本科念的是日语,申请研究生院只能学文科类的专业,通常很难申请到奖学金。要念书必须先攒学费,成了此时我打工的新目标。

所谓housekeeper,和在自己家里清洁打扫大不一样。这个老太太的女儿,我的新东家,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她让我每周去两次,周二缝补浆洗,周四吸尘扫除,每次六个小时,每小时四块五。她家里只有三口人,房子也不算很大,更换床单被褥,洗熨衣服什么的还好说,要收拾那栋房子里面的东西真是费劲。比如客厅沙发和茶几的腿是纯铜镶嵌;起座间和客厅之间的地板是大理石;餐厅的灯具是水晶……她说这些都得用不同的专用清洁剂擦拭。这些事情的劳动强度并不大,可实在是费时间。单说餐厅里的那盏吊灯,是三个同心的圆环,环上有一个个小洞,拇指粗细的一条条水晶棒,就插在这些小洞洞里面。我每次站在那盏灯下,把水晶棒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擦干净,再放回去,直到脖子都僵了还收拾不完。后来一看见水晶吊灯就头晕,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

艺术家们通常都追求完美,我的东家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个小时之内做不完她交代的事,比如她回到家里,打开装饰柜里的灯,看见那些林林总总的昂贵小摆设上有灰尘,那我就必须加班,而加班的时间不作数,长短和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只有在那六个小时里马不停蹄地干活,为了动作快一点,胶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阵子手指尖上布满了芝麻大的一点一点红印子,是因为皮肤表层被清洁剂腐蚀掉了。

接着东家又介绍我去给她的朋友家做,也是一周两次,每次六小时,工钱一样。这一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年纪还小,房子也比较大,但在这一家的女主人非常随和,我在她家里做得远远没有那么辛苦,常常六个小时不到就能够把活儿干完了,还可以和他们家的孩子玩一会儿。

即便如此,老阳还是很反对我继续做housekeeper。偶然听人说New Hope的一家中餐馆要人,他赶紧对我说,还是做Waitress去吧,至少相对来说,挣钱的效率要高得多。当时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决定,后来会导致我在美国生活的重大改变。

这家中餐馆规模不算小,旁边是个商业广场,有很多大小公司店铺,位置也还不错,可是生意始终不太好。老板喜欢收藏古董表,成天到晚坐在柜台后面摆弄那些从跳蚤市场搜罗来的旧物件,对这家由老板娘的娘家出钱开设的餐馆没多少兴趣。

全职在这里打工的,从里到外,一共五个人。我们平时白天一起做工,晚上在餐馆老板的家里住。每周一休息,我自己开车回伯利恒,他们有时去纽约,有时去大西洋城。

Waiter老六和厨房的抓码阿红都是从马来西亚偷渡来的华裔,彼此之间关系很亲密。油锅和大厨两位师傅从大陆来,都是福州人,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比较多。

某天油锅老王的手被锅里热油烫到,立刻起了一串燎泡。他们不懂英文,我去附近的药店买药膏回来给他敷上,少不得嘀咕两句:下次要小心啊,看烫成这样!

谁知一句话引出老王平时少有的感慨来。他说,从前在家的时节,老婆那么贤惠,根本用不着他进厨房,哪里知道煎炒煮炸这些事!他只管在外面做生意,开有一家冻肉厂,一家木材厂,在国内的小日子过得其实不错。

可是他却冒着送命的危险跑到这里来受罪!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啊,我问他。老王叹气,说不出来不行,周围四乡八邻家家有人在美国,你家没有,将来女儿要出嫁都没人娶。那么你后悔过吗?我又问。他回答说,怎么不后悔!可是后悔也回不去啊!除了按时寄钱回家,也不敢告诉家里人在这边真实的情形,怕他们担心。

“我的女儿今年九岁了,”他笑,一边伸手出来比划。“前两天收到她的照片,脖子上戴一条足金项链,有这么粗呢,是用我寄回去的钱买的!”

大厨和油锅同船而来,背景经历大同小异,感触则一模一样。唉。“家”与“孝” 自古牵扯着中国人,照理是不许远离的,可是留在家里挣扎更多,所以不断有人飘洋过海,到遥远陌生的异乡来。走远之后又想着要回去,奈何天长地远,“归期未可期”,最后落得这边是用筷子怎么夹也夹不出家乡味,那边是娇妻老母朝夕盼望,活生生化成石头。

因为老六和阿红的原因,隔壁意大利餐馆的二厨阿威经常偷空过来坐坐。他也是马来西亚的华裔,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偶尔嘴里哼哼几句,那调子除了“东方红”,就是“国际歌”。身长五尺,膀大腰圆,理着一个小平头,一道长长的刀疤从眉心一直延伸到头顶,典型黑社会“老大”的架式。不见到这个人,不会明白书里描述的所谓“满脸横肉”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华裔家庭,童年时代也是个老实规矩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不肯学好。无奈马善难免被人骑,人善岂不被人欺?被土著的马来孩子打了几回,阿威心头火起,纠集起一帮华裔少年,照着《唐山大兄》和《猛龙过江》的情节,拿出李小龙的拳脚,给这帮小混混来一顿死揍,从此扬眉吐气。

忙于文争武斗的阿威,在学校里自然学不到什么东西,手下倒罗织了不少弟兄。长大以后,他带领他们什么来钱做什么,也不管合法或是不合法。生意场上,和买家卖家谈得拢就好好谈,谈不拢就拳打脚踢,渐渐成了地头一霸。据他说当年邓丽君初次登陆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就是靠他和一班弟兄帮忙,鼓捣着红起来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通常要像阿威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警方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们在城里难以立足,干脆挑了丛林深处一片地盘,真枪实弹地占山为王。有一次在做一单生意(我猜不是毒品就是枪支)的过程中,被警方派来的卧底捅了出去,整个“山寨”遭到围剿,阿威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他本人虽然侥幸得以逃过此劫,却成了国际刑警四处通缉的要犯。

此时弟兄们四散藏匿,都指望不上了,好在阿威还有另外一拨得力的人,就是他 “后宫”的“联合国”,一共九个人,肤色各不相同。其中一个的姐姐在美国,大概也有两下本事,不知怎么把阿威偷渡到美国来,她自己也就此加入后宫的队伍,成了阿威的“十姨太”。虽说论名分排起来不怎么样,但后宫的大部队人马远在马来西亚,负责养育她们生下来的“小联合国”,在美国只有她一个,于阿威又有救命之恩,两个人平日出双入对,看上去俨然也是很恩爱的一夫一妻。

阿威改名换姓到美国之后,正赶上庇护大陆民运人士的法案生效。他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使他成功地钻了这条法案的空子。他们找到一个美国牧师出庭为他作证,证明他在89年的“六 四”期间确实在美国(其实他当时还在亚热带的丛林之中违法乱纪),帮他拿到绿卡。现在这一份二厨的工作,也是这位善良好心而天真糊涂的牧师给他找到的。

转眼到了11月,外面的树叶都红了。那段时间老板飞回上海去谈一个合作项目,平时餐馆里就剩下我们这些打工的人和老板娘。午后没什么事,老板娘会回家去休息,老六则进厨房找阿红说话,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外面发呆,或者背单词。

路易丝 汉肯老太太那天就是在这种时候进来的。她说她要一份外卖,鱼香芥兰,不能放味精。我把菜单交给厨房,出来告诉她,厨房大概需要15分钟。

她坐在那里等,和我漫无边际地瞎聊。我的英文比起在芝加哥的时候是长进多了,至少连比划带说,什么都敢讲。等厨房炒好了菜送出来,她并没有带走,而是叫我给她拿来餐具,她边吃边继续和我说话。

汉肯老太太这才结帐离开之时,给我留下了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和一百元美金的小费。

过了几天,她又来吃饭。赶上午餐的高峰时间,我除了给她端水送菜之外,没有机会和她多说什么。她还是点了鱼香芥兰,还是特别交待不能放味精,结账时还是给我留下一百美金小费。

然后,老板从上海回来了。他和上海某家宾馆的合作项目谈得很成功,十数个该宾馆餐厅的服务生将被送来这里由他负责培训。这样一来,他不再需要雇我们给他干活了。于是,我们五个人全部离开了New Hope,我回到了伯利恒小城。

某天闲来无事,翻到汉肯老太太留下的电话号码,便打了个电话去她家。她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因为她后来又去餐馆找不到我,以为餐馆老板把我撵走了,正担心我不知道在哪里躲着哭呢!

听我说明了情况,她放了心,转而兴奋起来,说正好带我去见识“真正的美国”。次日她果然来伯利恒接我,带我去纽约,我们在曼哈顿中城的凯悦大酒店住了两天。由此开始了她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在美国各地的旅行,为我展开了一个此前完全没有可能见识到的,全新的世界。

汉肯老太太是犹太裔,祖上以来一直居住在大费城地区,以从事房地产开发起家,家境相当富裕。她本人当时拥有三百英亩处女地,还有一家专营欧洲汽车进口代理的公司,但她自己很少过问生意上的事,主要由她唯一的儿子小汉肯负责日常的运作。

某天她突然问起我对将来的打算,我回答说,老阳学物理,拿到学位以后,在美国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我们大概只有回国。“不行!你不可以回中国!”她厉声说。中国在她的印象里,贫穷落后,人人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水深火热。这种印象不知自何处得来,却相当顽固地占据着她的思想。

当时她沉默良久,又问我,为什么老阳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必须回中国?于是我给她解释关于找工作和办绿卡之间的关联,她对这类事情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她仔细听我说完,然后盯着我,慢慢地说:“那么,我给你一份工作如何?”

我骇笑,重重地摇头,连声说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是要有合法的工作签证才可以工作的,我是陪读的签证,过去学的又是日语,而语言在申请工作签证的时候并不算作“专长”。既然没有专长,又没有美国的学历,我凭什么转换工作签证?!她严肃地回答我:“此地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她很快带我去见小汉肯,说她决定在进口公司里设置一个亚洲市场部门,把我雇进去。接着我们到了费城,在那里住了三天,不停地拜访一个又一个移民律师。有的认为根本没有希望,不肯接我的案子;有的干脆建议她多付钱,找人为我办假结婚移民。最后终于找到一位律师,说我的情况只有40% 成功的希望。他可以帮我们试一试,但无法保证成功。

汉肯老太太立即就和他签了合同。我再也不需要为了任何目标去打工挣钱了,只要待在家里等律师那边的消息。这天老阳的师兄突然打了个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好朋友,里海机械系的博士后老张,需要找一个baby sitter,问我愿不愿意去帮忙。  

原来老张家里的一对双胞胎闺女,艾琳和艾璐才10个月大,请了一个住家保姆王婶儿照看。有天眼看着艾琳要从沙发上滚下来,王婶儿冲过去抱,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右手拇指的关节撞断了。老张是个仗义豪爽的东北人,王婶儿养伤这两个多月不能干活,他也不肯就此把她辞了另外找人。但张太太在念书,孩子总得要有人照顾,然而从经济上讲,他们夫妇不可能按市面上的行情再请一个人,只能央求朋友帮忙。

于是我就去了。艾琳和艾璐胖嘟嘟的,非常可爱。那时我自己尚没有孩子,并不懂得怎样照顾她们。好在有王婶儿在一旁,她说什么我照着做什么,倒也简单。因此和老张夫妇成了朋友。艾琳和艾璐两姐妹一母同胞,几乎同时落地,性格却不大一样。艾琳比较活泼,艾璐则比较憨厚,在婴儿时期就很明显。后来老张海归,回到国内做生意。生意如今倒做得不错,只可惜张太太因车祸过世了。双胞胎姐妹没了母亲,现在也只有保姆照料她们日常生活起居。多年不见,不知艾琳是否还是一样活泼,艾璐是否还是一样憨厚?

两个多月以后,王婶儿的伤好了,我的工作签证也下来了。我开始在美国的第一份 “工作”,路易丝 汉肯成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任老板,从此结束了我在美国“打工” 的生涯。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68美元/年),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分享到: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评论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交流,拒绝谩骂。

留言分页:
分页: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