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王友琴的名单和我的母亲

翻开友琴寄给我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连串黑框白字的死难者名字迎面扑来。

不久前，在纪念去世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时，我提到他的一首诗，－－《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对犹太人区的看法》。在这首挽歌式的作品里，米沃什描写一个基督徒在华沙的废墟上，清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他碰到埋葬的尸体，数一数，继续推进，/ 他辨别人的骨灰，以其发亮的气氲，/ 辨别每一个人的骨灰，以不同部分的光谱。”

二十余年来，中国文革遗留下来的遍地冤坟，至今暗影憧憧。一位不是基督徒却深具宗教精神的女性，二十余年如一日，付出大量心血，忍受着孤独和误解，坚持不懈地清点那些被人遗忘的冤死者人数，贡献给我们这样一份凝重的名单。

就像一曲遥远的挽歌，这份名单让我们追怀死者、思考今天。打开这本厚重的书，仿佛回到少年时代，我的目光忽然盯住了一张张女性的照片－－一个个死于文革的女教师、女医生、女干部、……。

－－那不是我的母亲吗？那六十年代朴素的穿着，那六十年代简单的发型，以及那六十年代无辜者淳厚的眼神。

我想起了我母亲脖子上的那条疤痕。和友琴名单中的女性命运相似，我的母亲－－一位中学教师，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时代，因为刻钢板写错了一个字，把“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自知再也经受不起无休无止的残酷批斗，她选择了上吊自杀。

她是怎么被人救下来的？在做出自杀的决定之前，她经历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心灵痛苦？这些我至今仍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当时父母在学校遭批斗，把我送到大哥下放的农场躲避，有一天，大哥突然匆匆外出，因为我还小，他什么也不肯对我说。我从农场其他知青的闲谈中得知，母亲因写错字对毛主席不敬，畏罪自杀未遂，正在医院里急救。

以后我见到母亲，发现她的脖子上多了一条疤痕。我没有问，她也从不告诉我那条疤痕的来历。我们只知道她活下来就好，父母兄妹之间忌讳谈这件事，于是，大家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

侥幸逃出王友琴搜集的名单，我的母亲今天在安享晚年。她儿孙满堂，我们正在准备祝贺她八十大寿生日。而王友琴书中的那些女性－－我母亲的同命运者，却没有这份幸运，她们不是被人活活打死，就是被逼得堕楼、跳水、上吊而死。

她们－－那个年代的牺牲者，在照片里微笑着、沉默着，专注地凝视着我们，遥远而又亲近。作为历史的义工，一字一句，王友琴写出她们的悲惨遭遇，唤醒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我其实无权忘记的母亲文革自杀事件。

一晃三十六年过去，时间无情流失，那么多美好而有价值的生命逝去了，而王友琴的名单，却使逝去的一切重现，并使她们获得永生。

王友琴的名单是一曲挽歌，却又不仅仅是悲恸死者的挽歌，它更是一个民族苏醒的序曲。

对于我们这些存心忘却的人，我们这些冷漠而麻木的人，王友琴的名单具有精神拯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