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美国人喜欢布什？

布什的支持者外国人不常遇到，他们不像那些专家学者、记者、牧师、演艺人员和科技精英一样经常在媒体曝光，在各种场合与亚洲和欧洲人接触。他们也不是你在香港、曼谷和新加坡可能遇见的美国游客，后者将在11月的大选中投票支援凯瑞。拥有护照的美国人不到总人口的1/6，他们主要集中在传统上支援民主党的“蓝州”－沿海地带，他们为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习俗欣喜若狂，并不辞千里去领会他国的神奇文化。相反，那些来自内陆州－传统上支援共和党的“红州”的美国人宁愿在拉斯维加斯和迪斯尼乐园度假。对于他们来说，赌城的复制品艾菲尔铁塔和威尼斯水城无异于真品，而且还免去了陌生语言和习俗的不适。

布什的支持者看上去确实没有那么雅致俊朗－肥胖症就是美国的一个内陆病，穿得也没有那么体面，而且看上去不像凯瑞的选民那么文质彬彬和有书卷气。但布什的支持者从内心深处相信美国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一类人－不像那些聪慧迷人、有足够能力保护自己的美国人。这就是他们爱国精神的源泉。

美国民调机构最近就“你更希望布什还是凯瑞赢得11月的大选？”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进行了民调，结果凯瑞赢得了5比1的压倒性优势，这正突出了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存在多大的鸿沟。

想要更好了解美国的政治观察员不妨亲自前往美国内陆的某个中型城市参加7月4日的独立日庆典。在那里他们将体验到一种在大西洋的彼岸和南半球无法体验的爱国热情。世界其他各国人的经验是，政府一直是有钱有权阶层压制弱者的工具。普通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源自如下信念：美国是普通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在欧洲人看来，爱国主义是一种近乎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情感曾使无数战士在上世纪的两次大战期间屠杀自己的同胞。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属于一个不同的范畴。世界大多数民族的亲身经历是，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富强者镇压贫弱者。弱者的代表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变成了压迫者。欧洲人从没热爱过他们的政府；热爱国家意味着热爱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自我陶醉的部落文化。

相反，美国人是那些为了不再受人摆布而决定离开欧洲的人的后代。这就是为何美国人拥有枪支。据说美国的枪支数量超出美国人口的总数，但与流行的传闻不同的是，美国人并不大开杀戒。抛开美国少数族裔的暴力行为不算，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和欧洲的不相上下，但像美国这样一个民间枪支比人口还多的国家的暴力犯罪情况也仅限于此：试想其他国家若像美国这样，其暴力犯罪情况将会怎样？或者说其他国家的政府敢让其臣民自由拥有枪支吗？同时，枪支控制是事关个人自由的问题。据说凯瑞支援禁止制造猎枪的法案，而同时又在宾夕法尼亚州接受了工会支持者赠送的一支猎枪。

在这些人中间，总统一句简洁的声明就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人意识到世界没有善恶之分，只有竞争民族间不怀好意的嫉妒。因此，上帝不支援任何一方，互相屠杀的替代方案是谈判妥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凯瑞和美国沿海地区的精英们与欧洲人持相同的看法，即学识渊博的专家能扭转各民族之间的这种悲惨命运并拯救世界。

这与美国始于《圣经》的善恶二元论世界观背道而驰：专制的英国君主政府是恶，英国北美殖民地自治政府是善；奴隶制是恶，自由劳动制是善；移民在他们祖国所抛弃的是恶，在北美大陆发现的是善；纳粹是恶，民主是善；苏联是恶，美国是善。

攻击布什没能在伊战问题上赢得欧洲的支援也许是凯瑞提出的最愚蠢的指责。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的半世纪里，关于法国人怯弱的各种玩笑一直是美国人的保留节目。比如，“法国军队怎么敬礼？”举起两手表示投降。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逐渐减少。随着时间的推延，穆斯林移民将逐渐取代出生率锐减的欧洲人，那时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将分道扬镳。因而，此时讨论美国的欧洲盟友没有意义。随着一代人之后穆斯林崛起成为欧洲的新主体，欧洲很可能将成为美国的天敌。

一旦受到攻击，美国人必将予以还击。布什也许攻击了一个错误的国家（我不相信这一点），也许在完成了最初的占领之后行使了错误的使命（这一点我相信），但美国人非常愿意宽恕他的错误。他们知道追迹和消灭一个神出鬼没的敌人－恐怖分子的难度，因而不太介意美国在找到真正的敌人前要痛打几个国家。

美国中西部那些身材肥胖、反应迟钝的贫穷选民将帮助布什赢得连任，这一点恐怕会使支援凯瑞的那些机智体面的富裕选民难以承受。我对梅尔· 布鲁克斯1968年执导的百老汇音乐剧《生产者》印象深刻，剧中一位虚构的纳粹党人抱怨道：“希特勒舞跳得比丘吉尔好，打扮得比丘吉尔帅，画得比丘吉尔好：他一个下午可以画一整栋公寓，外加两件大衣。”但希特勒是丘吉尔的手下败将。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布什将“反恐战”（又称文明战）进行到底肯定会给它们带来极大的不便。对布什来说，外部世界的反对无关痛痒，它们又不能参加美国的总统大选。我的建议是：迎合布什政府并为它的第二个任期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