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同神经中枢起的作用一样：无论事务大小，中央都会向地方发号施令。随着国家的发展，事务愈加烦杂，中央分身乏术，难以做到事必躬亲，部分权力也就下放给了地方。这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拔河”也就开赛了；中央害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则希望更多的自治。
中央依然成功地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在过去的2000年里，“城头频换大王旗”。除了短暂的几个历史时期外，在这片各方利益不断冲突的土地上，中央集权制并未瓦解。其中的秘诀只有四个字，即“党同伐异”。该策略可谓千百年来屡试不爽，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党同伐异”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灵验了。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一些地方官员竟敢抗“旨”不遵了，这说明中央集权制面对的威胁已不容忽视。
近两年来，钢铁、水泥和房地产等产业的大量投资，造成了能源和交通环节的不堪负荷。同时，银行的坏帐不断攀升。面对失控的经济，中央去年年底采取了对过热产业叫停的“降温”措施。但是地方并不理会中央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资金继续流向叫停的产业，导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第一季增长了47％。涉及违规审批和违法占地的江苏铁本钢铁项目撞在了枪口上；中央政府拿出了“杀鸡吓猴”这一招：多位涉及的官员被降职，解雇。
5月29日，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不顾中央宏观调控的大环境，继续支持在过热产业投资的官员进行大肆“笔伐”。
在以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就该以各级官员、各类报纸纷纷称颂中央决策英明，当机立断而落幕了。但是，世道不同了。一些新闻媒体发表言论，反过来批评中央的决策属亡羊补牢之举，指责中央过于武断，单纯。
《中华工商时报》（China Business Daily）5月9日报道，由于受中央即将采取宏观措施的谣言引起股市恐慌，沪市17个交易日下挫200点。像铜、橡胶、大豆等期货商品的价格也大幅缩水。香港恒生指数受此影响，跌至12000点以下。该报道继而引用东北财经大学（Northeast Finance University）金融学院院长的话，声称中央所采取的宏观调控这剂猛药不合时宜，因为国企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而且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银行进行国内金融研究的黄锦劳（音译）博士认为应该尽量避免行政干预，因为银行对投资方向有自主决定权，政府对此不宜干涉。
地方政府也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一位吉林省官员告诉《经济》杂志（Economy Magazine）说，中央官员高高在上，对基层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出台的一些政策自然不合理。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人士对该杂志表示，这里的经济发展已远落后国内其他省份，要迎头赶上只有靠吸引投资；而且“我们省的投资远未到过热的地步”。
中央的对经济采取“急杀车”，也招致了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批评。它强调了行政干预的两个缺点（1.该举措有倒回“计划经济”时代之嫌，与如火如荼的市场经济改革不符；2. 政府干预将会损害经济发展中的健康部分，增加不稳定因素）；同时希望政府对此引起足够重视。
《了望》半月刊指出，旨在调整经济发展速度的宏观调控措施“治标不治本”，因为加快或者减慢都只是速率的问题，无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能。
一般来讲，科学、经济、特别是政治问题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没有政府会站出来坚称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但在中央集权的国家，异议没有丝毫的生存空间，而且公众的义务就是毫不动摇地相信领导人的智慧。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报纸上充斥着著名科学家的“证词”：粮食每亩年增产90倍不成问题，亩产都可以上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更滑稽的是，昔日喊着“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官员，在邓小平上台后，又开始痛批文革。
随时与中央合拍，是升迁的关键，更是安身立命的要诀。凡是与中央唱反调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就把他的两个国防部长（彭德怀、贺龙）和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迫害致死；疯狂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因党总书记赵紫阳支持六四而将其软禁在家；江泽民以法轮功严重威胁了中共统治为由宣布其为邪教。
这些敢与中央叫板的媒体或官员，都应该说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目前中央政府还未有回击，要求“绝对服从”。
敢于持有异议，却还未遭到政府迫害或因此而丧命。这让更多人敢于争取经济自治和政治自由。受到更多“异议人士”挑战的中央政府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行政干预，以维持它摇摇欲坠的上层建筑。除非市场经济完全确立，而且一个明确定义权力与义务的“联邦法”得到广泛实施，否则中央与地方的摩擦只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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