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我为何前后两度加入日本国籍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
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四岁的时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奉行科考的选拔人才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五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四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七岁左右的时候。两个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学习围棋,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们快。

  [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上走。我在棋社和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邪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的年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学的话题。]

  1926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三年的时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五年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交官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使得我终于脱离了中国国籍。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我的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国 籍

  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八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没有退出中国台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桐朋大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佳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经牵扯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都是物理学,小儿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圣诞贺卡的来往。

  摘自《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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