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人：舆论一律 以笔杀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札记

2004-06-11 06:44
控制人民思想的“工程”
“回归蜜月期”终于结束，中共当局“七年之痒”大发作了。一场围剿民主、批判自由的宣传攻势如滚滚黑云，正压在香港人头上。两个“名嘴”封咪，李鹏飞亦退出电台节目，白色恐怖的气氛愈来愈浓，令人窒息。

控制人民的思想，让老百姓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供自己驱使、奴役、盘剥，是中国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皇帝们孜孜不倦地搞了几千年的伟大工程。这个伟大的工程，只有到了毛共王朝，才取得辉煌的成就，达到了金字塔光辉的顶点。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中文大学出版社，2OOO年，香港，365页）

把中国变成毛思想集中营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七绝．咏蛙》）

十六岁就如此霸气十足的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之日起，终其一生都非常注意抓新闻、抓舆论，从不松懈。果然把中国，差一点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座红彤彤、血淋淋、乱哄哄而又死寂寂的毛泽东思想集中营。

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听过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参加过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五四时期办过《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大哲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自命，欲“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长沙，305页）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身份创办过《政治周刊》，即使武装暴动，占山为王之初，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毛仍组织大家写传单，办墙报，他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

到了陕北，毛纵横捭阖，大搞阴谋诡计，大玩政治权术，在逐渐篡夺了党和军队的控制权之后，便开始全力经营宣传舆论系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毛趁整风之机，依靠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红太阳）365页）。

毛排挤张闻天、博古等人，用掺沙子的办法把自己亲信安插到宣传舆论系统。如用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当中宣部代部长。关闭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报刊，把《新中华报》《今日新闻》等小型报合拼创办《解放日报》，使之成为自己直接控制的舆论工具。初创的《解放日报》由于未能一下子达到毛的要求，曾多次遭毛批评、整顿和改组，最后以亲信陆定一担任该报主编，才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功能主义新闻学”，一直到今天，都是指导“党的喉舌”的根本原则。

党性第一
一、“党性第一”。（《红太阳》373页）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其实是党的领袖或地方组织第一把手）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电台、电视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媒体，而是实现党的任务即领袖意图的工具，所以各媒体都必须置于领袖或第一把手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突出领导人“政绩”，一切灾情、事故都不能报道。如在“两会”期间不能报道非典，河南省不能报道爱滋村；《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事件和非典消息，所以报社的负责人就要抓去坐牢。

“虚假真实”与“本质真实”
二、反对“虚假的真实性”。（《红太阳》373页）
例如，一九六O年前后饿死了几千万人，毛泽东们就诡辩说：那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本质问题。所以报纸只能说“三面红旗好得很”，“我们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亩产十万斤”，因为合乎政治需要，却成了“本质的真实”。

按“需要”发新闻和造新闻
三、新闻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红太阳》373页）
“抢新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把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需要等一下再发布，有的永远也不会发布；当然，只要有需要，没有的也可以编一个。总之，一切听从党和领袖的意旨，绝不允许记者或编辑有半点“自主性”和“自由主义”，否则严惩不贷。

比如大陆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之类，许多都是预先彩排过的，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是早已安排妥当，井然有序。由于习惯了这套做戏的办法，李鹏当总理那时根本就不允许提问题，因为他无法应付“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场面。此所以在记者“围攻”、“追问”之下，安民会恼羞成怒，江泽民要破口大骂。

一九七五年河南确山、泌阳几座水库同时垮坝，造成波及河南、安徽两省的巨大灾难就秘而不宣。当时沙河店镇尽管已做了紧急撤离的部署，全镇六千人中仍有八百二十七人死亡。遂平县文城公社则完全没有得到警报，全公社三万六千人中半数遇难，许多人家绝户。汝河沿岸十四个公社、一百三十三个大队的土地被洪水刮地三尺，满目疮痍……

这次灾难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物，至今仍无准确统计。生命何价？老百姓的生命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新闻观”中是一钱不值的。

这次灾难在二十五年后的二OOO年，才由潘家铮院士在他的学术报告《千秋功罪话水坝》中作了大概的描述（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转引自邵燕祥：《灾难的记忆》，载《随笔》2003年第3期）

运动群众，用笔杀人
四、用报纸“指导运动”。（《红太阳》374页）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陆定一入主后的《解放日报》立即忠实执行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开辟《学习》专刊，对如何学习文件，开展小组讨论，写反省笔记等等，都发表文章予以指导，还刊登各类干部自我反省文章为示范，始终紧密地配合运动的发展。

《解放日报》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该报用大量篇幅刊登陈伯达、李维汉等人的大批判文章，对王实味实行口诛笔伐，但却不给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和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等，毛泽东都是通过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发动攻势，运动群众，煽动斗争气氛，制造红色恐怖。邓小平继承毛的衣钵，于一九八九年抛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学生和广大市民反腐败、争民主的运动打成“动乱”，为武装镇压制造口实。

去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当局故技重施，发动大批判运动。各喉舌媒体一起发功，为争民主、争自由的香港人扣上“港独”、“对抗中央”、“支持台独”、“破坏稳定”甚至“汉奸”、“吴三桂”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栽赃诬陷，攻击谩骂，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企图一举把民主力量镇压下去。

毛泽东因为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说而龙颜震怒，使用了流氓语言，大骂梁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107--108页）。

毛这种贼喊捉贼的流氓伎俩，含血喷人的恶霸作风，恰恰暴露了他才是如假包换的一手用枪杀人，一手用笔杀人的中外古今第一的最大杀人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的一张大字报》……都是他用笔杀人的铁证。

今天，中共御用喉舌所采取的卑劣手法，正是毛泽东“用笔杀人”的遗风流韵。

精神特权
五、新闻保密、分层阅读。（《红太阳》374页）
中共和毛泽东不但把群众分成左中右，而且还把他们的党员分成上中下。于是就形成了党员比群众知得多，干部比一般党员知得多，级别越高的知得越多。如此这般，各种等级的《参考消息》便大行其道，从抗战之前到今天从未中断。

一九八O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说：“此件和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可先传达到全体党员，经过适当时间再向党外宣布。两个审查报告各有七个罪证附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这些附件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一 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又载《国史全鉴》，团结出版社，1996年，北京，5537页）

中国共产党的获利集团就是这样，他们不但把党和国家当作私有财产，予取予夺，连他们同伙甚至本身所犯下的罪行也当作禁地，严加看守，严格保密。究其实，康谢二人在毛的直接指使下，长期从事镇压群众，迫害干部的勾当，可谓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本应受国法制裁，可是中共竟如此私下了结，如同儿戏，再一次愚弄和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说到底也仍然是为了保毛，保中共，保一小撮特权分子以及他们的家族。

共产党不但在物质上“食分五等，衣着三色”（这是王实味当年批评的延安现象，如今“与时俱进”，早已不复当年那么简单了），在精神上也要分出许多等级来。制造等级，享受特权，俨然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的唯一目标。

笔当前锋，枪作后盾
听听那些在香港的御用工具的叫嚣：“警告中央是吃了老虎胆”，“人大常委会决定不能辩论”，“怀疑中央是犯上作乱”，就可见一斑。

在毛共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奴才眼中，人民只是群氓，只是奴隶，根本不配谈民主，不配享有自由，根本没有资格说“还政于民”。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