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黑格尔的幽灵与中国“六四”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狂轰英伦之时,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写信给他的儿子,说:“在轰炸伦敦时,我已亲眼看到一种骗人的邪说造成的明显恶果。这种邪说的根据,我认为就在我面前的这本书里。”自此,西方引发了批判黑格尔的思想潮流。多年后,中国思想家顾准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希特勒是黑格尔主义的行动家。”

当中国北京的学生、市民喋血长安街之时,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与黑格尔何干?假如顾准还活着,六四悲剧一定会激发他深入思考:这种和掌权的共产党一起君临红朝的黑格尔主义,以其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和总体主义的政治处方,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如何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顾准已逝,这个巨大、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就留给中国未来的哲学家了。在笔者看来,黑格尔主义不但导致统治者以“安定团结”为藉口,去“历史必然性”地镇压人民,而且,在六四之后的15年间,黑格尔主义一直影响着世人对六四的解释和评价。

在评价六四的舆论中,有两种特别“中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把六四悲剧解释为“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即学生争取民主是正确的,政府维护社会次序也是好心;另一种观点是“恶与恶之间的冲突”,即中共镇压错了,学生也犯了不少错误。

这两种观点看起来再“公正”不过了,但却仍然落入老黑格尔的窠臼。当年黑格尔在评论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时,就曾经曲解安提戈涅,错误地演绎他那一套悲剧冲突理论,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是,俄狄浦斯客死他乡之后,他的女儿安提戈涅返回家乡底比斯。不久后,安提戈涅的两位兄弟为了争夺王位而勾通外敌,双双死在战场,安提戈涅的舅舅、国王克瑞翁下令不许掩埋叛徒的尸体。安提戈涅不忍看着兄弟曝尸荒野,违抗命令掩埋了尸体,从而同舅舅克瑞翁产生激烈的冲突。克瑞翁下令处死安提戈涅,在处决前,安提戈涅自杀身亡。

黑格尔认为,这部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冲突的双方都既对又错。一方面,国王克瑞翁依据城邦的法令,禁止埋葬普雷尼克,是对的;安提戈涅冒着生命危险,按照当时的仪式安葬了她的兄弟,也是对的。在这里,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各持己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悲剧因此被视为“无责任者悲剧”,不能做简单的善恶判断。

就这样,黑格尔用他的黑色逻辑,肯定了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凡是国家制定的法令都是正确的,公民都必须遵守,否则,执政者有权动用一切手段推行他的“法令”。在黑格尔的总体看来,个体的命运并不重要。安提戈涅基于人性伦理,勇敢挑战这种“恶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多大意义。这样,黑格尔哲学就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罪恶找到了最好的托辞,使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今天的那些貌似公正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把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的是非对错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有意或无意地为屠杀恶行做了辩护。当他们把六四看做“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就赋予暴力统治一定的合法性;当他们把六四说成是“恶与恶之间的冲突”时,就否定了八九民主运动的正义性。

曾经打断康德的欧洲启蒙传统的黑格尔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强势的影响,执政者的暴力被解释为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的民主启蒙自五四以来,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在认识六四悲剧的时候,一并清算为专制张目的黑格尔主义,拒绝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面前屈服,那么,我们的思想将再次陷入朦昧长夜。

(大纪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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