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五）

2004-05-13 06:46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充分利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弱点，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谎言和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上台之后，中共立即撕下其“新民主主义”的伪装，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坚决，全部，干净，彻底”地剥夺了民国时期，乃至晚清时期人们所享有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乃至迁徙，就业，旅游，住店，就医，购物等基本的人身自由，人们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最根本的是，中共剥夺了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从来没有剥夺的东西──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就完全摧毁了自然形态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是市场经济），进而彻底摧毁了自由的社会生存空间──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

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维持生存（包括满足本能）的各种需求，必须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而人的精神的需求（如学习，精神品消费，创造，娱乐等），也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这些，都要依靠私有财产提供支持。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和自由意志的发展，必须依靠私有财产提供支持。

在中共统治下，所有的普通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一律萎缩为低工资。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如果没有单位提供的住房，如果没有单位提供的福利，单靠工资个人连生存也难维持的地步（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权”也并不是从工资上反映出来，而是从“组织”上供给的特殊优厚的级别待遇上反映出来，工资远是小头），不依靠单位，想做个体户又根本无门。也就是说，在中共统治下，直到“改革开放”若干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权被剥夺了。

为了生存，人们只能与“单位”，“组织”建立人身依附关系（这与封建农奴制何其相似！），个人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经过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单位，组织，公社批准，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连人身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实际上成为工奴，农民实际上成为农奴，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职工”实际上成为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奴工。

但是，尽管痛苦，压抑，贫穷，为了生存，普通社会成员又万万不敢摆脱这种“社会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建成了这种旷古未有的极权社会，这为中共一系列罪恶滔天的倒行逆施在全国顺利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可行的基础，对这些，普通社会成员不敢反对，更无力反对。

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的疯狂倒行逆施，中国大陆经济陷入破产，社会病入膏肓，毛泽东死后，为了挽救共产党专制政权，邓小平被迫实行“改革开放”，缓慢的，有限度地恢复了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恢复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个体户，允许农民承包经营，但是对于土地所有权这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大宗产权，至今一直拒绝归还个人，其剥夺的大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至今几乎完全没有归还人们，并出动“解放”军，血腥屠杀要求政改和平抗议学生，至今中共仍然绝不允许政治体制改革。6.4以后，为了彻底软化人们对自由的根本保障－政治民主自由的诉求，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中共放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并暗中消减和扭曲了反腐败力度，明反暗不反，或把反腐作为整人，打击异己分子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共严厉打击敢于要求更多自由权利的人，动辄关押记者编辑，异议人士，宗教信徒，社会活动者，镇压手段比1989年以前的十年更加严密，这两手的结果是，大批的人被刻意把引到了整体性堕落的邪路上去：疯狂地追求物欲和底层次本能满足，彻底抛弃人文精神和高层次追求，甚至道德良知，中共企图以这样的手段使社会大众忘却其罪恶，不觉其专制。

中共建国后50多年来祸国殃民，空前绝后地害死，整死八千万人以上，其造成文明的破坏和倒退自然也是空前绝后的，对此，当代的中国有着众多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者，记录十七年，文革，八十年代及6.4，以当今的作品也多有叙及，在下就不赘言，仅举其恶果的概要和根本：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仅没有出现其成就超越晚清民国学术大家的人才，反而普遍地出现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的文化人才被整肃，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悲惨现象，由于被彻底剥夺了创作自由，这些人在“解放”后再也创造不出优异的作品，其主要成就停留在“解放”前。民国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胡风“解放后”后不久即被打倒，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中国大陆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两位作家，老舍和沈从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讽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际，老舍已被迫害得自杀身亡；提名沈从文之时，沈从文也已高龄病逝。最有意思的是，迫害整肃年代的幸免于难者，享寿86岁的沈从文的全部文学作品，均创作于解放前，解放后再也没有在文学上创作过一个字。

五十年代，中共以宣传──谎言和虚幻意识形态的煽动，短时间内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和科技创造的热情，使科学技术一度有所发展，但随即因为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和打压歧视，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使得科技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建国后五十多年来，中国唯一能够名列世界科技重大成果之列的，竟只有考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一项。

在经济上，由于中共上台后只能破坏，不懂建设，到一九七六年，就连华国锋都不得不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体制弊端尚可革除，经济破坏可以恢复，中共几十年胡作非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则是难以修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建水电站，“包产到户”（性质是进步的，但由由于没有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而导致疯狂毁林的短期行为），以及现在的大上项目，大搞“政绩工程”（项目出腐败，政绩出官），使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到九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十二，粗放型工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污染和环境恶化，就更不在话下了。以致一位在环保部门工作的中共的老干部都禁不住叹到：“国民党再坏，还留下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却是连环境都破坏了。”

最具破坏力的破坏却是：50多年当中，中共严重地毁坏了人的精神。经过“解放后”的残酷镇压和整肃，民国的遗民们不是被害死，整死，就是基本上丧失了骨气和独立人格，就连解放前敢于公开大骂蒋介石国民党的“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不仅不敢说半个不字，甚至不敢“乱想”。而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最幸福的年轻人，则基本上在中共的谎言灌输当中，被洗脑成为满脑子唯物思维方式和“革命”理念，偏见，继而又普遍失落，成为嫉妒心极强，充满逆反心和不择手段的功利心的庞大人群，64以后，在中共的屠杀和利诱下，这几代人的人文精神素养倒退了上百年，而且忠，信，仁，爱，义等中华传统道德精神也沦落殆尽。而七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则在中共的欺瞒和日益丰厚的物质诱惑下，大批地变成了麻木的“快乐族”或狂热的“粪青”，“五四”，“六四”，对他们恍若隔世；“自由”，“人权”，与他们毫不相干，可悲的是，这些新生代比起他们长在红旗下的长辈，不仅在人文精神上没有进步，还丢掉了起码的社会责任意识，甚至以“不管心政治为”时髦，而且，这些新生辈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几近唯泊来品是从。“死亡游戏”等西方糟粕，他们学得飞快；“忠孝仁爱”等民族美德，他们丢得精光。试想，凭着这些辈人，如何能顺利地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已经被中共人为地阻断了，中共所行反自由恶政对人的精神的毁坏，使得中国在人文精神上要多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和世界先进文明接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