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平: 民主、威权及其转化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民主政权已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民主政权由少到多,由弱而强。今天,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民主政权最终必然会遍布全球。

民主国家,人民决定和控制政府,政权真正体现了其建立的初衷--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国家和平、稳定,人民自由、幸福。然而,尽管有如此明确、巨大的道德和功利的双重前导,但威权政权仍然顽固地拒绝死去。威权政权的共性是:以暴力压迫本国人民,维护自己的野蛮统治。在威权国家,一方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权势阶层纸醉金迷、奢靡浪费;一方面,人民畏首畏尾,无从措其手足,另一方面,当权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红色高棉在短短三年的统治期间,在一个人口仅二千万的国家,将近二百万人口迫害致死;前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超过二千万政治犯死在劳改营中,与其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相当;纳粹在二战中对本族和外族人民的野蛮屠杀自不待言。前此,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实施着
同样倒行逆施的暴行。他们在公判中用极其残忍的斩手砍脚等方式恐吓人民,对不屈服他们淫威者,则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不允许人民有任何娱乐活动;他们禁绝人民了解获悉除他们愿意让人民知道的一切信息,编造谎言欺蒙人民,公然强奸民意,甚至规定上互联
网是违法行为,妄想永远实施愚民统治。然而,禁绝人民从事的一切,他们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奥马尔的豪华住宅及其浮华奢侈、淫荡无耻的生活即是明证。

人类的全部历史经验表明,威权政权必然会滑向暴政,民主制度是当今最为公正公平的政治制度,是防止威权政权产生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既有的威权政权和平地转向民主制度,而非采用革命的方式。笔者以为以下两条原则至关重要:一是要宣传
普及民主理念;二是须以和平公开理性的方式促进民主进程。

必须帮助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民主不仅意味着多数人的意志将取得政策的决定权,更要让他们懂得,民主也意味着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要让人们懂得,现代社会中我们既不能做顺民更不能做暴民,而应当做忠实良法的公民。

促进民主进程的行为必须是和平的。民主是点人头,暴力是砍人头。民主是平等参与和沟通,暴力意味着强制与恐吓。暴力与民主是水火不相融的。暴力即使成功,也只会建立起制约人民、不向人民负责的威权政权,民主政府是断不会在暴力的阴影下建立起来的;促进民主
进程的行为必须是公开的。民主需要广泛的参与,根除黑箱操作。公开性是达此目的的不二法门;促进民主进程的行为必须是理性的。推进民主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躁进,否则便会酿成激变,与民主的根本目标相悖;致力于民主的社会力量本身也应以民主的方式组
织与运作。契约化是民运组织首先要达成的目标。非如此,就不会有团结一致的民运队伍,就不会有力量,就不能有效率地开展工作,就会延误民运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唯有以民主的方法方能建立。

一些人常常津津乐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这句话稍做剖析,便会令人笑掉大牙。战乱年代,流氓土匪的口头禅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剪径截道的李鬼们也总是借两把板斧吓唬路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出一辙。它们都同样倡言暴力,蔑视正义,
整个一副流氓土匪的无耻嘴脸。只是前者要儒雅得多,更具欺骗性。
一般地反对革命,不仅是源于道德确信,也是因为对政治可能的担忧。中外历史几乎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这样的事实,即因革命成功者,建政后少有不出卖理想的。毛泽东即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毛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延安对黄炎培先生的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却在生前实施了前无古人的暴戾统治。

我们无从控制革命者的权力,正如我们无法限制威权权力一样。革命的目标、形势、策略和特点,将使效率与便利如出笼的猛虎,把全部制约粉碎得一干二净。暴政正是革命的逻辑结果。推动民主进步的人们不能再冒同样的风险,不能再让所有的努力、辛劳、痛苦、牺牲付
诸东流了。

<北京之春>二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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