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血与铁》饥饿在1961

　　真饿呀！大家见面就聊定量，聊解饿之道，聊做饭的技巧，希望用二两大米做出三斤干饭；交换着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那个饭馆面条给得多的情报。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一辆拉尸体的车，也看不见成群的要饭的，更没有倒毙在闹头的饿殍……表面上看，远没有十月革命后那段困难年代恐怖。但饥饿感深深地笼罩在北京人头上。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可卖，连糖块都很少有。卖菜的地方更是空空荡荡，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昔日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分配供应，每户只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拣。每人一个月凭本可以买二两白糖，以补充热量。另外，每人每月供应半娘糕点，凭点心票买。火柴、猪肉、细盐、淀粉、碱面、肥皂、芝麻酱、粉丝等，全都要购货本，定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外汇。

　　晚上七八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初一时，学校宿舍离西单很近）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学校体育课停上，生产劳动课取消，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班里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全校大会不再举行，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连班会也很少开，务必让学生们早早回家。据老师说这是市委指示：要劳逸结合。

　　我常常不到上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响，脑子里全被食堂的馒头、米饭、红薯面窝窝头所占满。到第四节课时，饿得根本听不下去课，连有些女生也不例外，屁股晃来晃去，坐不住，好象椅子上有钉子。上第四节课的老师都非常通情达理，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晚下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象一群小鸡一样飞快地朝食堂跑，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三两，有人四两。我中午是四两，早晚三两。吃完后，仍觉得饿，要把碗里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离开饭厅好凄凉，看着别人还在吃着，无比的羡慕。饭厅里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四两饭五分钟就吃完，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填食物更有吃东西、装东西的刺激。吃完赶快离开饭厅，省得看人家吃眼馋。回到教室，又得熬漫长的钟点吃晚饭。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饥饿感觉最少，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但上午要上课，早晨二两不够；又试过四三三，也不行，中午少吃一两，那感觉就大不一样，好象没吃饭。一五四试过、三三四试过……最后，经过反复实验，还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觉得这最适合自己。为了解饿，我还试过早饭时，把一个馒头换成两碗粥。连喝三两粥，当时是觉得饱了，但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头昏眼花，每人都不够吃，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象保护金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存。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是全国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亲戚朋友之间，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算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啊！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能比丢十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要乞讨钱，或许可能会要到一两毛，你要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还记得有同学说她的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同学间为二两粮票而翻脸打架的时有发生。连买豆芽、豆浆、豆腐脑也要粮票。领粮票时，要一斤一两地数清楚，比到银行取钱还小心。这年头，粮票太宝贵了，谁也不敢大意。

　　每星期六回家，家里的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三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在家吃饭，每顿饭一人一碗米饭，我根本不够吃，可又不好意思说。不敢在父母面前伸手要吃的，害怕碰钉子。

　　父母有钱，常常买些高级点心补养，但他们很少给我吃。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豆腐、黄豆、饼干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从没有给我尝过一口。父亲曾对我说：“你不要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我们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待遇，现在你回家吃饭，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不要不知足，要艰苦朴素，不要讲吃讲穿。”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老是馋得慌。父亲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得太饱活不长。”可我只想吃饱饭，不想活得长。人挨饿的时候，最迷恋的是吃饭，顾不上长寿问题。

　　如果某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比如，在家吃三天零一顿的饭只交三斤粮票。但保姆精明的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她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的事和这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让我们小孩必须遵守交粮票的规矩。父母从不想想我们为什么不给家粮票，根本不管我们饥饿与否。说穿了，他们就怕自己的那点粮食被孩子多吃一口。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的、冷酷的界限。起码我们家是这样。

　　这个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是一个大官儿的三太太，酷爱抽烟。她会奉承人，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所以她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她刚一见我面时，因为我不爱说话，她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现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损人利己。老想方设法少给家里粮票，剥削家里的粮食。”她真是铁面无情，无论谁来了，不给粮票就不给饭吃，毫不含糊，跟饭馆收钱的一样。记得白杨的小孩安美，那时常来我家。有时她没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象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家里吃饭，有几个人，做几碗饭，一点不多做。母亲偶尔善心大发，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给我装到瓶瓶里，让我带到学校。但粮食却绝对不多给，半个馒头的便宜都占不到。我和父母的隔膜，这时可能更深了。在我饥饿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吃饱了吗？”他不敢问。他知道，我要是告诉他饿，他也没办法。他不会把他自己的吃的给我。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块纸、鸡蛋壳……我知道，他们每天都躲在北屋里偷吃高干的特殊补助食品、高价点心、高价果脯。但小时奶奶教育过我，人穷要穷得有志气。我再饿，也没有向父母要过吃的。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到姑姑家吃顿饱饭。

　　姑姑家虽然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筷子，厨房里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的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的家更对自己有吸引力。因为饥饿的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不是笔直精细的象牙筷子，不是细花瓷碗，不是古色古香的家具。

　　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四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的感情。她后来跟我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可能是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了姑夫的不满。姑夫是个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时间长了，对我白吃他们的饭，不交粮票越来越有意见，开始和姑姑争吵。但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很冷，我饿得要命，心想晚上只有三两粮食，怎么解饱，就又垂涎起了姑姑那个小小的家，我虽然老有惭愧感，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因为姑姑家是我唯一可以敞开肚皮吃饱的地方。我到姑姑家去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还可以给自己省下晚上的三两粮票。我就步行了二十分钟来到了姑姑家。

　　这时大约五点来钟，姑姑还在托儿所工作，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我本能地走进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人在饿的时候，对粮食的嗅觉好得要命，这黑黑的棒子面团子，散发出浓浓的芳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对不起了！”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地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接着又吃了第二个。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三口的晚饭啊，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象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黑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好吃极了。我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但一吃起来，就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吃完下一个，还想再吃下下一个……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了，怎能罢休呢？我心里念叨着：“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是太饿，管不住自己。”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我一吃起来，就不可收拾，完全失去自制力。虽然已经饱了，还想再吃。似乎多吃一个，就多一分安全感。什么礼义廉耻，什么仁爱孝悌，全置之脑后，脑子充满了窝头，充满了渴望吃东西的激动。结果不一会儿，另一笼屉的菜团子也全都给吃光，足有二斤多！吃完了，我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但人一饿，就顾不上德了。我给饿成了一头猪，在疼爱自己的姑姑面前，露出赤裸裸的贪婪本性，除了吃，别的全不顾。

　　当我吃完后，姑姑也下了班。我看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开始感觉惭愧。我低声地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姑姑，我实在饿，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看见我那么认真，知道这是真的。她一点也没有责怪，表情安静，眨巴眨巴眼睛，不在乎地说：“吃了就吃了吧，没关系。”裂着嘴干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

　　姑姑关心地嘱咐：“你可别撑坏了啊，要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唉呀，可怜我的儿啊……”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望着她。“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我象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溜走，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姑姑对我来吃她的饭，从没有一点点怨言。她真是为了子女可以把自己完全牺牲了的母亲。多年后，她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却终生也忘不了。

　　她那时刚刚四十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象个骷髅一样，两个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可怕。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的鼓；脸上的皱纹深的吓人，颧骨突出，象两个瘤子……却任着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用她的血肉支持着我的自尊。

　　姑姑真是比母亲更象我的母亲。

　　在自己家里都吃不饱，在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成天饿，下了课就上街转，寻摸着有什么吃的可以买。因我们学校在城里，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吃的，除了到姑姑家蹭饭，就只好挨饿。

　　粮票重要，但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只好挨饿。我每月伙食费大约是八块钱。为了使自己能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十四块。这样除了母亲给我的二块钱零花外，我每月能多有六块钱。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望着她慈爱的目光，我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十二块，有时又说十三块，月月都不一样。好象少要她两块钱，心里就踏实一点。这样就露出了马脚。

　　我干坏事还讲良心，当然很蠢。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去问。父亲先找了我的老师，后又找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一问才知道伙食费根本没这么多，我每月都多管他们要六块钱！这件事当然不光彩，即使是骗自己父母的钱。

　　记得，我还偷过宿舍同屋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等都不翼而飞。我气得要命。当时宿舍里就我和徐赤裔（当时石油部长徐今强的儿子）。我没有任何根据就怀疑是他偷了我的书。他的枕头旁边或床底下，常常有大鸭梨、大苹果等水果。我既怀疑他偷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的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的枕头旁发现一个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大得出奇，被我偷偷吃掉。他好象不象我这么饿，也不在乎丢吃的，见了我还笑眯眯。我偷吃他东西的借口是他可能偷了我的书。每逢自己饿了，就到他的床头乱翻，看看有没有吃的。

　　我是这么矛盾，一方面热心地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渡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

　　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

《血与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