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中国爱滋问题防治需社会力觉醒

（中央社记者林文集华盛顿十四日专电）爱滋病防治学者何大一昨天指出，面对中国严重的爱滋病问题，国际上能够提供的助力是先做出一点成绩，争取中国政府信任后渐次扩大参与；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本身要有足够的社会力要求政府大力投入资源到爱滋防治工作上。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今天在华府和纽约连线举办中国爱滋病防治问题研讨会。

台湾出身的美国纽约艾伦．戴蒙德爱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Research Center）主任兼执行长何大一在纽约会场指出，中国官方对外国介入爱滋病调查及防治并不特别友善，现在他的单位和其他国际爱滋防治组织在做的是提供小规模、实验性的治疗，希望能在确实做出成效后，取得较大的信任，进而扩大协助范围，进而影响中国政府采取较积极的爱滋防治政策。

但何大一也指出，就跟美国当年由民间发出强烈呼声要求，政府才予以重视一样，最重要的是中国民间社会要凝聚出力量，才能见到政府将资源投入解决这个问题。

何大一表示，中国希望成为世界强权，但如果不能先照顾自己人民的福祉，就不可能如愿。

对于中国为何不能像处理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ＳＡＲＳ）一样大力防治爱滋病的问题，何大一指出，爱滋病防治的确是个艰钜的工作，而在中国体制下要推动新计画又有很高程度的门槛，让政府有所迟疑。

但同样依其体制，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志，要推动一政策反而可以很有效率，例如当年决定施打小儿麻痹疫苗，可以在一个周末就为成百、上千万儿童打完预防针。

长期在中国从事爱滋病防治工作的“美中艾（注：原文用艾字）滋病基金会”董事长赛思明（Marwyn Samuels）表示，由于无法做大规模调查，没有人知道中国确实有多少爱滋病患，但一般估计目前在一百万人左右，如果不采积极作为，估计几年内就会达到五百万人，到二○一○年可能会有一千万人，到时候“ＳＡＲＳ跟爱滋病比起来，可能只是小问题”。

赛思明指出，爱滋病在中国主要的传染途径包括卖血，因为卖血者抽血时重覆使用针头；主要在西南地区的吸毒；以及沿海地区的性行为传染。

这场座谈会在华府会场吸引近二百人与会。到场聆听的华裔社会语言学者洪越碧向赛思明表示，虽然她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乐于提供协助。她说，台湾也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