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衡:百姓吃紧,官员紧吃
《北京青年报》11月5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鲍盛华、高广志的报道《吃饭财政吃出腐败一条街》,反映了很多东北城市高消费严重超出本地经济水平的现象。文章说,公车“拉”来了“畸形消费”。在沈阳豪华饭店必须提前定餐。一位香港大老板竟然对某餐馆的黑价格犯晕,政府官员却说: “都是花公家的,无所谓。”文章还说,国有企业滋生了“贷款大款”,他们通过银行贷款在高消费场所一掷千金。文章还无奈的慨叹道,东三省难以摆脱“吃饭财政”窘境。一位经常有接待任务的政府部门办公室主任笑着说,“‘吃饭财政’嘛就是吃饭。常出来吃一吃有什么错?这是正常的工作需要。贪污咱不敢,吃饭不犯毛病。”因为平常经常喝多了酒,很多人就需要在周末加班加点工作。现在,高档消费场所几乎都被称为“腐败街”。[相关链接]:无独有偶的是,中国大陆各主要媒体年内还多次报道一些穷困地区政府官员频繁打白条吃喝,到最后无力偿还欠款导致一些餐馆倒闭的事件。
另外,两个月前新华社记者愈俭、袁志国也有过惊人报道:《行政消费支出公私不分,一年浪费一个三峡工程。》某些干部吃喝嫖赌全报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约有350万辆公车,每年耗费约3000亿元。只要与权力沾上边的,个人消费都可以由公家“埋单”,而且假发票、白条发票比比皆是。不少人士认为现在对职务消费的监管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事后监督机制,而且没有相应的财政支出制度创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务消费公私不分、铺张浪费的弊端。
[事件分析]: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说社会主义好,原来是社会主义墙角大家挖着吃喝好方便!只有挖不到墙角的人才能看到中国之巨大危险,而那些挖到墙角的人宁愿相信社会主义江山万年长,也不愿意相信哪一天会挖倒了砸着自己。但这墙脚是劳苦大众的鲜血凝成的呵!总有一天被掏空的大厦会像纽约双子星大楼那样轰然倒塌下去。
早在抗战时期重庆媒体就有报道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经历过,也不知在重庆是怎么个吃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候公款消费还没有发明出来,大家只是自掏腰包而已。可能是大家觉得国难当头、朝不保夕,不如今日有酒今朝醉,先放松一下身心。在文明社会里,上刑场前还有一顿美餐招待呢!
而现在的大陆官员自己就把着衙门口,吃着人家的请还不够用,还要经常自己招待自己。特别是大陆东北地区是工人下岗失业的重灾区,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官员们的挥金如土行为更加显得引人注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全部体现到了“公款消费”上面。我估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盛行过这种“公款消费时尚”,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腐败,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在中国大陆,“吃饭财政”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只不过是近年来才走向恶性膨胀的阶段。记得小时候曾经有个东北亲戚来北京出差。他当时是小镇里一个部门的小官。有一天他带我去吃饭。奇怪的是他为我点了很多好菜自己却吃不多。他看出来我的疑惑心思就解释说:“你多吃些吧,这都是为了你点的。我在家成天去应酬吃喝,山珍海味什么都有,已经没有胃口了。”
[诊治处方]: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不断发布过各种红头文件禁止地方官员利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腐败行为,却屡屡不见效果,反而是公款消费花样翻新,越演越烈。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统治集团需要用“肉”去堵地方官员的嘴,让他们老老实实为自己卖命,而那些红头文件是用来堵老百姓嘴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不是不管,是奴才们不听党的话,急了我们还可以毙他几个。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在骗人的。其实统治集团何尝不想也拿“肉”来堵一堵百姓的嘴呢?只可惜社会主义只能生产出些特权,哪里能够生产出那么多的“肉”呢?要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放松了一些党的控制,连那一点腐败的“肉”都没有。例如现在的北韩官员们根本就没有资本去搞腐败。
经济体制改革真的能够与政治体制改革分得开吗?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是非常拙劣的把戏,连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能提供任何根据。害怕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因为要维护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有些人是怕自己的罪行被清算。事实已经证明了,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大变革后都没有发生过中国这样规模的恶性腐败浪潮,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同步配套进行的。至于中国大陆的所谓经济奇迹即使是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也是建立在极不公平的基础上的。那将会是昙花一现的泡沫,是为外国阔老做赌博的需要,根本无法让广大百姓都获得好处,相反却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埋下了祸根。没有什么比社会的极度不公平现象更可怕的社会危机了!最好还是尽快实施安乐死吧!只有死亡才能够化解一切,只有死亡才能够换来中国的新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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