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为得意的。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大事。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关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佣官吏来为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他认为人民对他们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势力不敌而已(《送薛存义序》)。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而且试图探求贫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而产生的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的空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相对的优越性,把社会发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势,有力地批判了许多封建统治者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所以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有密切联系的。他在为《天问》而作的著名的《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的《贞符》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并没有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乎其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他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作了系统的发挥。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比如他有时在解答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时,往往表现了偶然论的思想,基本上也并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但贞元时期,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而“不以是取名誉”,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社会教育。这对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丰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他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关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佣官吏来为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他认为人民对他们所以不敢怒而斥退,只是因势力不敌而已(《送薛存义序》)。他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而且试图探求贫富不均的根源。它一方面反映了“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而产生的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的空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相对的优越性,把社会发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势,有力地批判了许多封建统治者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所以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柳宗元先进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论有密切联系的。他在为《天问》而作的著名的《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的《贞符》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并没有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乎其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他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和斗争中,他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的战斗性,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作了系统的发挥。但柳宗元的思想也不可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比如他有时在解答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时,往往表现了偶然论的思想,基本上也并未完全跳出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但贞元时期,他在长安,努力施展政治抱负,而“不以是取名誉”,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不大。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社会教育。这对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丰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他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艺术上所表现的独创性,也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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