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20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
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灾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20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
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灾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补记：
查找资料翻旧报纸，又发现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石家庄版）
1东方红 太阳升 立功英雄模范真光荣
勿骄勿躁积极干 呼－－继续竞赛大生产。
2搞竞赛 大生产 英雄要带着群众干
工作办法要改善 呼－－ 竞赛任务提前完。
3提高觉悟 虚心学习 不讲怪话不调皮
上级号召要做好 呼－－争取下次立功劳。
[1] 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开始确立；《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个人在党的最高级会议上有了最后的决定权；刘少奇王稼祥等连连发表赞颂文章,
就连王明博古也开始使用“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类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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