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党独裁的黑箱体制中，凡是出现类似情况，中共当局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而是“党权第一”。所以，当局在疫情严重和伤亡惨重的命案发生后，无论做出怎样的指示，也无论其头面人物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爲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芳林村小学爆炸案、石家庄爆炸案、南京汤山镇集体食物中毒案、一系列严重矿难和最近的海城3000学生中毒案……皆是党权至上的牺牲品。因此，对SARS疫情向世界的蔓延，中共政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凸现了一党独裁草菅人命的野蛮本性──不但草菅本国民众的生命，也在草菅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
SARS出现于200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爲了政权利益就必须隐瞒疫情；2003年2月公布之后，很快又鸦雀无声，显然是爲了即将召开的十届两会；北京在3月1日就发现首例SARS病人，但爲了即将召开的两会而隐瞒下来；4月初中共卫生部公开全国疫情之后，中共政权爲了党权利益，要求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众戴口罩，北京市已经在各单位传达了这项草菅人命的要求，新华社还发表文章说：滥戴口罩对身体有副作用。在SARS发源地的广州，市政府爲了应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到来，强行禁止居民戴口罩。同时，中共非但不取消广交会，反而爲此大肆宣传中国的安全，并派出一行人马到全国各地招商。
在SARS的病源体还没有找到之时，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宣布有效地控制了SARS的蔓延，而只有中共卫生部官员敢于大言不惭：“广东和北京一切正常，SARS受到有效控制，外国人来中国很安全”。中共媒体还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对中国SARS疫情的考察，作爲对外宣传的道具，在新闻中让这些专家赞美广州的“美丽迷人”，肯定中国政府对疫情的防治多么卓有成效，而对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共政权的质疑和批评则绝口不提。最过分是中共高官龙永图，他居然对香港人说：“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香港这样报道病情，谁还敢来？”而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来说：与经济发展和香港繁荣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体价值，因而也就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独裁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作爲对比，就连对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的倒萨之战，美国政府都让600名各国记者随军直播战争，让世界各国媒体对之评头论足，允许本国的诸多媒体的批评性报道，而不怕有损于美国政府的利益，充分说明了自由制度的自信、负责和善待人性。而中共政权在SARS疫情上的隐瞒和不许批评，只能说明独裁制度的内在虚弱和本质上的反人性，不仅是对国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胁，也是对全世界的威胁！
2003年3月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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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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