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报社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国锋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得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
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已造成的事实，证实了他自已的预言。“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着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经过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着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详细叙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
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它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它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当着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项目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项目组
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响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着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复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么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么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已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事实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敬礼！
杜修贤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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