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賢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報社得到了一張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攝者是中南海攝影小組（正式名稱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杜修賢同志。這張照片令人大吃一驚。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陳雲同志。這個材料對於以後促成華國鋒很快下臺起了什麼作用，我不得知。當然，不會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會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當時處理這張照片的情況，是富有歷史價值的。我把這張照片的
來龍去脈寫在下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它革掉了共產黨的命，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在一段很長時間內革成一個封建法西斯的黨。毛澤東曾經預言，共產黨可能變成法西斯黨，他自已造成的事實，證實了他自已的預言。「林、江反黨集團」是毛澤東一手提拔、長期重用的，他決定以他們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踢開黨委鬧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所以，「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
一舉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志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式的鬥爭；先把「四人幫」抓起來，然後才經過政治局同意的。並沒有發動又一場革命，革掉毛澤東這一條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路線，還是要「按既定方針辦」。而且把「四人幫」逮捕起來，也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當時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新華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
這當然同事實有很大出入。因為當時早就沒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沒有黨中央了，上上下下的黨組織早就一腳踢開了。粉碎「四人幫」之所以是宮廷政變式的鬥爭，因為組織領導這一偉大行動的是黨的最高領導集團中幾位元老。他們並不反對毛澤東，也不反對他那套左傾路線。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如華國鋒和汪東興，只想把「四人幫」拉下臺，以保全已經到手的統治大權。在毛澤東去世以後，華、汪同「四人幫」的關係還是十分親密的，是同他們妥協的。只是「四人幫」看不起華、汪，爭奪要當毛的繼承人，以便獨霸最高領導核心。連華、汪這樣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倆搞掉，這才逼著華、汪下決心同堅決反對「四人幫」的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幫」抓起來。
秘密拍攝「八人照片」經過
這裡有一張很不容易保存下來的、引起震動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後第三天凌晨拍攝的；他們手拉著手肅立在主席遺體前沉痛告別。這八人，除了「四人幫」以外，還有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和毛遠新。
這張照片的拍攝經過很神秘，杜對此有詳細敘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賢找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秦川，談到這張照片的情況，秦要他寫下來。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寫的拍攝經過連同照片一起送給陳雲同志。
這封信的底稿抄錄如下：
陳雲同志：
送上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賢，粉碎「四人幫」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的組長（兼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長期負責拍攝有關毛主席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後第三天）早上拍攝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會堂準備悼念毛主席的攝影活動時，汪東興對我說：「你帶上照相機跟我去。」我當時沒有帶照相機，借用別的同志的照相機和三個膠卷，向汪東興報到。汪問我：「你帶了幾個卷？」我說三個。汪東興又說：「多帶一些膠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膠卷。汪東興對我說：「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車。」我就跟汪東興一起走出大會堂，坐了汪東興的隨車，跟在汪東興的車後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去照什麼像。進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處，下車後，汪東興把我帶進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過道的一個小房間裡等著。這時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過道裡等了有四十分鐘後，才看到華國鋒、陳錫聯同志，還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從裡面的房間走出來，有的一邊走，一邊剔牙，我才知道他們在裡面才吃過飯，上廁所去。當姚文元看到我時，對我說：「我也打電話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江青看到我時說：「你就帶了一個閃光燈？又是平版光。」我覺得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沒有講話。我這時還不知道要照什麼像。過了一會兒，把
我叫到停放主席遺體的大房間裡，其它人員一概免入，就連張耀祠、張玉鳳也不得進入。接著，他們八人走進來，每人圍繞停放主席遺體的床走了一圈後，八個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從左至右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照完後將主席遺體運大會堂。當時我想：為什麼葉副主席沒有來呢？看當時的情況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遺體前向主席致哀告別。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都來了，雖然政治局委員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葉副主席。葉副主席當時又在北京，身體很好，無論如何葉副主席是應當參加的。如果說只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中央領導人向主席遺體告別，姚文元、陳錫聯又不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成員，他們兩人為什麼又參加呢？我對這個問題不理解。
我照完這個像以後，回到攝影部，值班記者告訴我，說姚文元來了幾次電話找我。這就是說姚文元、汪東興為此事都親自找我，江青又說是用「平版光」，可見照這個像，江青、姚文元、汪東興事先是計畫好的。過了兩天，江青、姚文元、汪東興都向我要這次照片的樣片看。（三個人同時要看一個活動的照片樣片，這還是第一次，可見此次活動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樣片，給他們三個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張，有合影的，有幾個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後，江青首先選定了六、七張，其中有合影兩張，一張是八個人挽手的，一張沒有挽手的。江青選定後，寫了一張條子，大意是：國鋒、洪文、春橋、文元、錫聯、東興、遠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紀念。七個人都在條子上劃了圈。江青把她選定的樣片連同上面七個人圈閱過的條子一同寄給我，要我放大八套，並在條子上寫上「退江青」。過去江青洗照片時從來不把其它中央負責人圈過的文件給我看。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麼原因她將圈過的條子寄給我。
汪東興誣陷杜修賢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就放風說我是攝影界一霸。在天安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人大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審稿件時，汪東興當著華國鋒的面，氣勢洶洶地質問我：「你知道不知道華國鋒是第一副主席？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第一副主席沒有？你為什麼不突出宣傳華主席？」隨後，汪東興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開全國宣傳會上，捏造罪名對我進一步迫害。他造謠說：「華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會上致詞的五人照片是從電視裡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來的，是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思想偏到『四人幫』一邊去了。」從此，我就成了新華社的重點審查對象。進駐新華社的鄭屏年到新華社以後，我給他看過這張八人照片。於是，鄭屏年的五人小組向汪東興呈報重點審查我的「材料」。汪東興親自審批了審查我的問題，並以中央要審查的名義向群眾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規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幫」的照片、底片。當時我沒有交出這次拍的底片、照片。後來項目組的宮天一同志要我把這些底片、樣片全部交給汪東興。因此，我將這次拍攝的全部底片、樣片密封后，交給項目組
的宮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轉交汪東興。因為我在拍攝這些照片時就有想法，我認為沒有葉副主席參加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在拍攝致詞的五人照片時，就把葉副主席拍上，而且影響大，這是我針對那張八人照片不要葉副主席有感產生的拍攝思想。因此，我在交這些底片、樣片時就留了一張八人挽手的底片。因為怕對我進行查抄，我將這張底片做了轉移保存，留存至今。
從汪東興當著華主席的面罵我不宣傳華主席到在全國宣傳會議上點名造謠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錯誤究竟是什麼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是我從電視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來的，是純屬造謠，因為照片是第二天就見報了，電視片還沒有洗出來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更是欲加之罪。追悼會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麼會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攝角度是華主席、葉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萬人在場的天安門廣場拍攝的，怎麼就犯了罪呢？
請問汪東興，你們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裡安排拍攝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誰？貶低了誰？排擠了誰？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有起碼道德是說實話，共產黨更應該從自已嘴裡說的、用手寫的都應該經得起實踐的考驗，是事實求是的。汪東興誣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殺人滅口。
現將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兩張照片可以比較一下，是哪張突出了「四人幫」？
這張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來。現在送給你，我認為是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同時請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汪東興對我的打擊迫害。敬禮！
杜修賢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書陳雲要求查清是「四人幫」還是「八人幫」
這張照片送給陳雲同志時，是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的開始，這次會議將調整中央最高領導班子。我們在這個時候送上這個材料，是想趁這個機會促成壓低華國鋒和汪東興的領導地位。到了這年十二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給陳雲同志的秘書王玉清同志寫了一封信，附上我對八人照片的說明，想在中央工作會上擴大傳閱這個八人照片。
陳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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