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中共的党内斗争与中国的民主化

自中共十六大之后，海内外的民主力量似乎又多了一份希望：一份对中共新领导层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主动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希望。一段时间以来，民间舆论和海外传媒对江泽民恋权不退多有责难、对胡锦涛亲民务实大表好感、对半是传闻半是想象的江胡权争十分关切，李瑞环、朱容基、李鹏、张万年和曾庆红、温家宝等大佬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观察中国、解读中国的方式方法上面，普通的北京百姓也罢，有学问的民运人士也罢，都选择了从那十几个达官显贵身上找答案，这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中国特色！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弱小无力，或者说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所以以对手的内耗求自身的壮大，才抱这种“中共内斗，民运得利”的虚幻之念；其二，盼明君圣主、望救世青天仍然是今天中国人的惯常心态，人们仍然认同人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工人农民在等待“党的好政策”、被冷落的精英学子在期盼着成为“智囊”和“座上宾”，所以人们把对江泽民时代的失望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胡锦涛时代的憧憬。

关于中共的新班子，目前有两个最大的悬念：胡锦涛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摆脱江泽民及其派系的牵制而掌握实权？新班子能提出并推行什么新的举措？假如一切都顺天应人，两大悬念都有正面的结果：胡锦涛成为压倒江泽民的新一代中共强人，而且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对现行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即便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但是，如果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海内外的民运力量仍然弱小无力，不足以构成影响权力运作的一股力量，那么，党的领导层的任何变更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难道中共本身能成为一支自由民主的推动力量吗？难道靠派别斗争取胜的当权者会放弃派别利益而成为大众利益的代表吗？当年国统区的青年才俊和民主人士曾经相信过毛泽东的民主建国纲领，当年全中国的士农工商也曾经相信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失望之后，中共即便有新的领导人、新的政策策略，我们还能找得出相信他们会把自由和权利交还给人民的理由吗？

自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但单纯的党内权争一向是政治毒素，充满阴谋诡计、栽赃陷害、文攻武吓，从来就没有多少积极意义。除非党内的权争不再是权谋之术、不再是暗箱操作，除非权争以民意或至少以党意为依归，向公开竞选的方向发展，否则，权争仍然还是中国的政治毒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胡锦涛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争取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在夺取实权的过程中借助正常的民主程序，借助民主人士的力量，向普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求助，如此则即使他将来想拒绝民主改革也难，相反，如果胡锦涛取得实权需要向中共保守派、太子党求助，向邓力群之类的左派和李鹏之类的六四凶手求得援手，这样争取来的大权又于中国的民主化何益？如此则即使胡锦涛将来想进行民主改革恐怕也难。我们不要忘记，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成为苏共的终结者，乃是因为8.19后将他迎回宝座的不是苏共中央而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这使得戈氏只能倒向激进派一边；同样，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与中共凡是派之间的权争之所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乃是因为邓小平的声望和形象是由四五天安门运动中的广大民众所树立起来的，邓小平借助了人民厌倦文革和反感毛时代的民意才夺取大权，所以他只能沿着否定文革的方向往下走。

八九年六四惨案过去十三年了，尽管当局血债累累、腐败堕落日甚一日，但仍然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与海内外的反对势力相比，我们不能不悲伤地承认，中共仍然是被大多数中国人无奈地接受的唯一有能力进行有效统治的组织；尽管中共的权力精英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朱容基的铮铮誓言和李瑞环的开明务实也并非全是做秀，但在政治体制上除了个别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以外什么也没有改变。江泽民政权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指望这样一个政权自行发动旨在扩大民主的政治改革简直就是一场梦想。把这样一个梦想转而寄托在胡锦涛的新班子身上，我们是不是过于天真幼稚？有志于中国的民主政治事业的人们是应该反躬自省的：胡锦涛的权力来源可有民意的成份？在胡锦涛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可有民运的压力或助力？反对派的声音是否大到足以加入到中共的权力斗争的大合唱之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政改力量可否有借胡锦涛崛起而复兴的可能？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中共的内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实在大可怀疑。

六四以后，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遭受到比较彻底的清洗，党外的民主力量一直受到中共顽强的压制，海外的民运力量不仅未能凝聚共识也没有向国内政治运作施加有效影响的渠道，而工人农民自发的反抗活动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也还不能与党内权争相互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指望胡锦涛在权争过程中主动地激发民意、主动地寻求民主支持，舍此没有将中共内斗升华晋级的途径。如果胡锦涛一味走共产党高层拉帮结派、任人唯亲、阴谋诡计的宫廷斗争路线，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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