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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秘档——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三)

 2003-02-02 23:4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中共所有领导人的集体犯罪,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即那个党的集体犯罪。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其次,因为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一致性,才说明了这个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救药。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作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取消一党专制的体制,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
【6】吴迪,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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