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秘檔——政治局的朱德批鬥會(三)

至於薄一波，也只是有權批判別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為「叛徒集團」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實真相卻是，1936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獄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後公然出爾反爾，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把他們打成了「叛徒集團」【8】。

如果說這份緊鎖在中央檔案館裡的記錄稿說明瞭什麼，那麼最能說明的一是歷史真相，二是歷史教訓。這個不幸而痛苦的歷史真相是：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來就沒有人反對過毛澤東發動倡導的文革和任何一種殘酷的「階級鬥爭」。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獨裁者面前的爭先恐後的表忠心和比賽他們的「革命性」。更為醜陋的是，這種表忠心和比賽「革命性」的行為是以出賣和犧牲戰友、朋友、親人和無辜者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這種毫無原則的「害別人、保自己」的行為，在中共黨內已由恐懼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風、最後到了見怪不怪集體無意識的地步。

說到歷史教訓，從這一歷史真相的記錄中人們所看到的文革的發動完全是一種中共所有領導人的集體犯罪，一種積極推動革命絞肉機發動又不希望自己成為絞肉機中的消極犧牲品的集體合力，即那個黨的集體犯罪。這種集體犯罪並不一定時時是有意識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為這種醜陋之風盛行底基的無意識狀態。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一種非常特殊的表現，首是在於「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別性和在意識形態上和對所謂的黨內鬥爭的認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劉少奇的黨史專家張化在分析劉為什麼在文革發動期主持那些最後導致打倒自己的會議時指出：「從『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的思想狀況來看，這場『革命』與他思想中的某些認識存在著相通之處，這構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張化進一步指出了諸如「擁護開展反修防修運動」、「誇大階級鬥爭」和「開展奪權鬥爭來解決基層問題」等三條【9】。當然要補充的是：劉少奇所倡導的所有文革式的「階級鬥爭」是只準備殘酷地鬥爭別人的。歷史的邏輯向他設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最後殘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其次，因為正是這種深入骨髓的一致性，才說明瞭這個黨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可救藥。在李雪峰回憶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發動文革的文章裡還有這樣一個細節：彭真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首要，他非但在表決把他打成「反黨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時舉手贊成，還大聲和人爭論誰在歷史上對毛「第一個喊了萬歲」（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對毛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冤獄，沒有半點正面的抗爭，卻死到臨頭還要爭獻媚骨。這已經不是一種自保，而是一種自戕了【10】。

作這一如是觀，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不取消一黨專制的體制，文革式的悲劇在中國是一定還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重現的.

註解：
【1】康克清，載《解放軍報》1986年11月29日。
【2】許農合主編，《開國元帥的晚年歲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3】李雪峰，，載《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612頁。
【4】羅冰，載香港《爭鳴》，1999年3月號，21頁。並參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和《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來。
【6】吳迪，載《文革大屠殺》，香港開飯雜誌社，2001年，61－62頁。
【7】徐景賢，，香港《明報月刊》，2001年12月，47－48頁。
【8】見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的《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的《關於「六十一人案件」調查報告》的通知。
【9】張化，載《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頁。
【10】見注【3】6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