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张伯伦”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等报纸也就此发表文
章，回顾卡特执政时的一个个“滑铁庐”以及这位美国前总统对世界上那些独裁者的谄媚，认为这个“奖”颁给卡特是“自贬身价”。

　　给北越独裁者颁奖，挪威自讨没趣

　　“和平奖”是根据1895年诺贝尔的愿望设立的，由挪威国会的五人委员会评定，宗旨是“奖励那些促进两个国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给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给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褒奖他促使“日俄战争”结束。

　　虽然诺贝尔和平奖常有争议，但引起较大负面反应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奖。基辛格以玩计谋、不坚持原则著称，他和北越签署的结束越战协议，并没有给越南人带来“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给了共产统治和制度性的屠杀，放弃了美国抵抗邪恶的责任而已。因此当年基辛格没有勇气去领奖，而是由美国驻挪威大使代领的；而共产北越的“黎主席”干脆拒绝接受这个奖，根本不认这套价值。挪威真是自讨没趣。

　　第二次较大争议是由于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及外长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从事长达20年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后来暗中纵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袭击，这样的人竟带上“和平奖”桂冠，简直是对“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议之强烈。

　　诺贝尔和平奖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颁给卡特。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特意对媒体解释，这是为了传递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不满，因为卡特一向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调”，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异议人士”。

　　从六十年代开始，诺贝尔和平奖开始转向给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而不只是传统地奖给促进两国和平的人）；而且主要奖励那些争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权领袖。例如，1964年给了美国的马丁　路德　金；1975年给了苏联的萨哈罗夫；1983年给了波兰的瓦文萨；1984年给了南非的大主教图图；1989年给了佛教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该奖就曾给过被希特勒关押的反纳粹记者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这些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持什么样的“政治见解”，不仅毫无任何风险，更不需“反抗”什么政权。而且作为前美国总统，他离职后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谓“促进和平”的政治秀。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选择，不仅表明这个奖已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国最无能的总统之一

　　卡特是美国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他谋求连任时，选票之少，创下美国历史纪录，仅排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总统胡佛（历史上选票最少的总统）之后，可想而知美国民众对卡特执政四年表现的劣评，或者说是厌恶。击败卡特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获得了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520张，被当时媒体称为取得“绝对压倒性、横扫般的胜利”。

　　卡特执政时的一个更大败笔是处理“伊朗危机”。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后，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后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权专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戴维　弗鲁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发表的文章“吉米　卡特不配得诺奖”中说，“现在伊朗大约窝藏了20多名阿富汗盖达恐怖组织的头目。当年正是由于卡特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才导致霍梅尼上台，使伊朗变成恐怖主义政权。”而霍梅尼上台后就把美国大使馆人员关押作人质，关了444天，卡特束手无策，最后他下令的“营救行动”又完全失败，八名美军阵亡。

　　连歌颂卡特的《纽约时报》社论也承认，“卡特的总统生涯被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所复杂化。”

　　“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为“失败者”暗淡地离开白宫，然后开始了他至今长达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业余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务。但卡特的行为显示，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而且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共产主义和一切独裁者最无知、最天真、最愚昧的总统。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约翰逊（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发表的文章，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从无民主选举的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卡特在当总统时曾宣布，要结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应该有的恐惧。”他的著名之举是给了苏联独裁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亲吻”。10月14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当年勃列日涅夫没有给卡特“回吻”，这位共产领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总统大幅削减美国军费之际，强化俄国军备，发展核武器，并把共产势力扩张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萨尔瓦多等地。

　　上述戴维　弗鲁姆的文章说，1976年卡特竞选总统时，就提出把美国驻南韩的军队撤出。此举“鼓励”了金日成，北朝鲜迅速向南北韩边境增派了八个步兵师，增加了35％的坦克，威胁汉城。结果吓得卡特当选后没敢下令撤军。弗鲁姆感叹说，“作为总统，卡特的轻信和幼稚让世界震惊。”“卡特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卡特于1994年访问平壤时，竟当面谄媚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马前总统恩达拉最近说，卡特放弃民主原则，和巴拿马军事独裁者诺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时不仅漠视在集会上挥舞大刀的诺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还和诺利加签署了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卡杜条约》。

　　而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美国准备“波斯湾战争”，打击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时，卡特竟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间把一个主权国家给侵占了，那还要联合国干什么！卡特简直不可思议到惊人的地步。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做的太过份，而向美国人民道了歉。

　　去给独裁者“注射强心剂”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访问共产古巴，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赞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全民教育”，同时批评美国没有废除死刑等，帮助卡斯特罗继续对古巴人“洗脑”，炫耀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卡斯特罗则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在夸奖卡特时，都特别强调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但戴维　弗鲁姆的文章反驳说，卡特的这个“成就”被“高估了”。他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当时所以同意与以色列沟和，主要因为卡特提出要把苏联作为一方拉入中东问题谈判，而萨达特在这之前五年，发现苏联派到埃及的军事顾问从事推翻他的阴谋，而把俄国顾问全部驱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惧苏联又“卷土重来”，因此马上单独和以色列谈判，双边达成协议，而不让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后的所谓“促进和平”活动，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例如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被军事政变推翻，三年后克林顿政府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准备对海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10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卡特获奖时说，当时克林顿总统私下表示，很不满卡特“干预”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结果是，在三年中杀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变“将军们”带着细软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不仅正义完全没有得到伸张，而且那些“将军们”暗中指挥他们在海地的党羽成立所谓“反对党”，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当动荡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韩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对促使这些共产国家的改变没起一丝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独裁者在本国统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所说，卡特那些行为，等于给独裁者“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别回来”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用颁发卡特“和平奖”来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传递错误的信号，因为卡特的“唱反调”并不代表美国多数人民的意见。911事件之后，美国进行的每一次民意调查，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该报社论说，即使卡特所属的民主党，多数议员也是支持布什总统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政策。在最近的表决中，美国参议院的50名民主党议员，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对的仅21名（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了打击伊拉克的议案；众议院以296对133票通过）。

　　今天西方社会关于美国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争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针对纳粹崛起的“争论”非常类似。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们，像今天的卡特和欧洲浪漫派们一样，以“和平”的名义，反对英美联合起来抗击希特勒，以宽容以至纵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来换取所谓的世界“和平”。而当时主张坚决抗击希特勒的邱吉尔，则像今天誓言要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布什一样，被指责为“好战”，“挑衅”，“制造麻烦”。

　　历史已清楚地证明了谁是智者，谁是傻瓜荒切┒孕岸裼欣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